□ 王卫斌
记得小时候，家乡有着很多关于服装的土话俗语，比如过年穿的衣服叫做“过年衫”，最好的衣服叫做“亮街衫”，寒天穿的又厚又破的衣服叫做“寒婆衫”，靠一根绳子系住裤头的裤子叫做“斗头裤”，还有一种不长不短的裤子，因类似于渔民下水捉鳖鱼穿的工作裤而被称为“鳖鱼裤”。
因为穷，我们家只有在过年时才有可能做一套毛蓝、士林布的“过年衫”。父亲和大哥因为要外出活动，通常比我们穿得更体面一些，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穿“亮街衫”，我和弟弟只能捡他们的旧衣服穿。
有一次，父亲的一条又长又宽的“斗头裤”烂得没法补了，母亲索性把膝盖以下部分裁剪掉，改装成了“鳖鱼裤”，硬要我废物再利用。现在想来，这种“鳖鱼裤”恰似时下流行的休闲短裤，可当年我却因穿了它而颜面尽丧，被人取了个绰号——“鳖鱼裤”，受够了别人的欺负捉弄。
后来，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相继进入青春期，吃饭量和用布量呈直线上升趋势，家庭负担越来越重。父亲只好买来最便宜的白色糙洋布，漂染成五颜六色，给我们做“过年衫”。有一年春节，我们家竟连糙洋布也买不起了，害得我穿着“寒婆衫”、“鳖鱼裤”，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俗话说：“佛靠金装，人靠衣装。”此话果然不假！小学三年级那年，父亲带着大哥冒着被打成“投机倒把”分子的风险，脱离生产队外出干副业，赚了点钱后，破天荒给每个家庭成员做了一件“的确良”衬衣、一条“的确卡”裤子。一夜之间，我的身份和地位急剧上升，俨然成了学校里的电影明星，受到同学们盛况空前的膜拜，大有凌驾于校长儿子之上的趋势，从此我彻底洗掉了“鳖鱼裤”的恶名。
八十年代初的一天，我跟着母亲去逛圩，举目四顾，只见圩场上不时地有穿蝙蝠衫、着喇叭裤、戴蛤蟆镜、烫“爆炸头”的男女小青年，手提便携式录音机招摇过市。所到之处，人们纷纷退避三舍，像躲瘟神一般避之犹恐不及。我好奇地追着他们看，母亲急忙把我拉住，正颜厉色道：“这种人是二流子、二流婆，千万别招惹他们！”吓得我赶紧闭上眼睛，连连后退，可心里就是不明白，他们穿的奇装异服不是挺好看的吗？怎么大人们全都视若洪水猛兽呢？
高中毕业后，我前往福建龙岩挖煤炭，发现很多工友明明大老粗一个，却装模作样地热衷于穿西服、打领带，搞得不洋不土、不伦不类，忍不住说了一句：“这年头，是人是鬼都西装革履的……”结果触犯了众怒，话未说完，他们就呼啦一下围了过来，气势汹汹地责问我什么意思？我差点因为口无遮拦而被暴打一顿。
年底工程结束，我走出矿山，一下子置身于繁华的都市街头，这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寒酸土气，不由得动了“鸟枪换洋炮”的念头。于是我在服装店里买了一件皮夹克，一条牛仔裤，当场穿在身上，然后又去美容美发厅卷了一个“叔叔阿姨头”，拿现在的说法，当时的感觉简直是酷毙帅呆极了。
我一路兴高采烈地回到村里，左邻右舍闻风而至，见我这身打扮，无不惊得目瞪口呆，异口同声地谴责我出门半年时间不到，就堕落成了二流子。几个大伯甚至把我的行为，上升到“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社会伦理高度。吃饭时，父亲在众人的挑唆怂恿下，冲着我大发脾气，喝令我立即脱下二流子衫裤，剃掉“鸡窝头”。我不服气，脸红脖子粗地跟他理论起来，父亲气得浑身发抖，抬手就把饭桌掀翻，碗钵杯盘碎了一地，并顺手推了我一掌，我一个趔趄站立不稳，正好一屁股跌坐在那堆碎片上，就这样，我为服装改革事业付出了血的代价。
弹指一挥间， 三、四十年过去，如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服装市场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各种品牌服装层出不穷，应有尽有，变得越来越高档、时尚，越来越多元化。人们的服装消费和审美观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变得越来越大胆、随心所欲，越来越富有个性、品位。服装界潮流瞬息万变，令人应接不暇，我们再也分不清楚什么“过年衫”、“亮街衫”了，有了合适的衣服，随时随地都可以买下，而且每一款式都是精品，拿得出手，上得台面。粗衣土布也未必档次低，一不留神，“寒婆衫”、“斗头裤”、“鳖鱼裤”都有可能被当作时尚，“卷土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