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波才 何媛媛
明清时期，大量紫阳茶通过陕甘茶马道外销关中、甘宁和青新地区，但随着清中后期汉江水运的兴盛，以及中俄茶道的开通，其部分途经鄂、豫、晋、冀，北越长城，远销蒙俄地区，成为国际贸易重要物资。
雍正六年（1728），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标志中俄茶道正式开通。随后二百年里，此道长盛不衰，成为继丝绸之路后最重要的国际商贸通路之一，被喻为联通中俄两国的“世纪动脉”。因全程13000多公里，故名“万里茶道”。作为中俄茶道的主要商贩山西商人，至迟道光年间已广泛在兴安地区活动。据记载，仅道光年间安康（今汉滨）、平利、紫阳、汉阴、镇坪、白河等县就建有山西会馆或山陕会馆10多座，专门作为货物贮存、商业洽谈和旅居之地。加之，乾隆、嘉庆年间，大量南方移民涌入陕南，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和茶叶商品生产的发展，总产量达300万斤（每年）以上，其中紫阳县200万斤（每年）以上（《紫阳县茶业志》），从而使紫阳茶声誉大大提高，取代了汉中茶的地位,后来泛指“陕西的紫阳、镇巴、东乡（四川省宣汉县）、西乡、安康（今汉滨）、岚皋、四川万源、城口”地区的茶业（《茶叶业务文件汇编》）。道光二十九年（1849）《石泉县志》把紫阳茶与汉阴大米、平利生漆、旬阳龙须草并列为兴安四大名产。紫阳毛尖成为全国十大名茶之一（《紫阳茶业志》）。民国《西乡县志》也称：“至清代，陕南唯紫阳茶有名。”另外，汉江航运也开始兴盛起来，特别是汉江水运价格十分低廉，桐油、生漆、茶叶俱为每吨公里0.01两（仇继恒：《陕境汉江流域贸易表》）。相比之下，陆路运价要高得多，如粮食，水运每石公里银0.0013两,而陆运为每石公里0.0065两,是水运的5倍（乾隆《商南县志》）。这些都为紫阳茶南下荆襄，然后转运中俄茶道，远销蒙俄创造了“先决条件”。目前，虽未发现有关史料明确记载紫阳茶远销蒙俄情况，但从其它资料可以佐证并“管中窥豹”。
一、 自清中叶始，紫阳茶顺汉江而下，水运至湖北老河口、襄樊，然后陆运至河南赊旗，并入中俄茶道，从东口（张家口）或西口（归化城）进入蒙俄地区行销
1994年，民国《行商遗要》惊现于山西祁县。它是一本记录清民之际祁县渠家长裕川（原名长顺川）茶庄南下湘鄂办茶、北上蒙俄销茶“守则”的手抄本，包括“德行、茶路、茶山、踹茶、水脚、陆脚、厘金”等内容，犹如中俄茶道的“百科全书”。其中，在《赊旗发货报厘金寨费》中明确记载：“光绪二十年（1894）冬因海防各长厘金银二乘，俊平即免……紫阳茶七十斤以下，报银八分。以外至一百八十斤报银一钱四。再重，报银二钱。外加海防二乘银。寨费银，以按报厘金银若干，二乘付银。俱钱平宝银。”赊旗，“属河南南阳府南阳县管，世处码头，百货皆聚，陆路为首”（民国《行商遗要》），“南来舟楫，从襄阳至唐河、赊旗、方城、或从赊旗复陆行方城至开封、洛阳，是南北九省商品集散地”，也是中俄茶道由湘鄂水运转入豫晋陆路的“中转站”。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促使赊旗商业从明万历年间一直兴盛至清末民初，与朱仙镇、佛山镇、景德镇并称四大商业重镇。咸丰八年（1858），河南巡抚奉旨在赊旗设立署理南阳、桐柏、唐河、方城、泌阳五县的厘金（税金）总局，知署厘金局的官员为三品道台衔，“其市岁税常巨万”。而此厘金以茶叶为大宗，山西榆次常家、祁县乔家之大德玉、大通玉等大茶行均在赊旗设立商行。虽无长裕川记载，但大概也不例外，因为“它是对俄、蒙地区销售茶叶的主要商号，属于收购、加工、贩运、批发一条龙性质。在两湖地区的羊楼洞、羊楼司、聂家市等地占有茶山，大量收购茶叶，就地加工，然后长途运输，经张家口、杀虎口行销蒙古和俄国；或从汉口走长江，转销欧洲”（《晋中市志·晋商沧桑·商号）。从民国《行商遗要》还可知道，长裕川茶庄办茶主要路线为：湖南安化收茶（就地加工）—益阳（洞庭湖水路）—岳阳（长江水路）—汉口（换小船）—襄阳樊城—河南南阳赊旗镇（陆路）—洛阳—晋城（骆驼运输）—长治（太行山）—祁县鲁村（重新分发并转大车）—大同—张家口—恰克图。此外，“南船北马、七省通衢”的襄阳和“天下十八口，数了汉口数河口”的老河口，清代民国时期一直是兴安地区茶业的输入地，与赊旗和中俄茶道“一衣带水”。《紫阳茶之产销》记载：紫阳茶“向东销售者,几全用水运,经湖北老河口转销于鄂豫两省西部之地”。道光《三省边防备览》具体记载：“大竹河，商贾聚集，为太平通水程之所。河自东而西，可行船，山内所产药材、茶叶由此顺流而下至陕西紫阳任河口，合汉江直达襄樊。”《湖北茶叶贸易志·内销市场》亦记载：“樊城、老河口是鄂北茶叶市场的集散中心，销售范围包括现在的襄阳、郧阳地区和邻近的豫、陕数县。（抗）战前，樊城、老河口主要销湖南茶和部分花茶，以后逐步由紫阳茶（陕西产）占据了市场。抗战开始以后，恩施茶又逐步代替紫阳茶。”英国《商务报告》也记载：“在对俄海上贸易开始以前……供蒙古销售的茶叶是由樊城以上约50公里另一名为老河口的大市镇，从老河口以骡子和大车运往山西靠长城口外一个重要城市归化厅，然后由归化厅分销蒙古境。”《老河口市志·对外贸易》更加明确记载：“老河口对外贸易历史悠久。同治十年（1871），茶叶经汉水运到老河口，再骡马大车转运山西长城口外归化厅，远销俄国。”
二、 紫阳茶叶主要以“篓装散茶”或青砖茶形式行销蒙俄地区，包括紫阳毛尖、秦巴雾毫、安康香片等品牌
清代民国时期，“红梅茶及各种砖茶为蒙古及俄国人最需要、最嗜好之物”（民国《万全县志·工商》），但早期亦不凡缺乏“篓装散茶”，紫阳茶极有可能名列其中。康熙《紫阳县志·物产》记载：“买茶装篾，邑民利之。”民国《行商遗要·赊旗发货报厘金寨费》中所记载的紫阳茶，以斤为单位，而不是以箱、包、串等为单位，其包装亦应为“篓装”。据记载，作为中俄茶道的主要茶源地湖北蒲圻羊楼洞，销往蒙古地区的茶叶最早也不是“砖茶”，而是“饼茶”和“篓装散茶”。但在实际运输中，紫阳茶也存在缺陷：其为焙炒绿茶，口味比较淡，不能满足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口味较重的需求，加之不能挤压，用“篓装”既不便于运输和保管，时间长了又会发霉变质，难于储存和保质。后来，极有可能也同羊楼洞茶区一样，变“篓装散茶”为“帽盒茶”，后又升级为“青砖茶”。“青砖茶”又称老青茶，包括杀青、揉炒、渥堆（发酵）、汽蒸、压制等制作工序，属于半发酵黑茶。紫阳茶与羊楼洞同属绿茶，不但具有制作“青砖茶”的物质条件，而且还有相关历史渊源。有学者认为，黑茶最早起源于紫阳茶区，其前身为“紫阳二蔓子”晒青茶，而后传入关中，才开启了泾阳茯茶及其它地区黑茶制作历史。《明史·食货志·茶法》记载：“（洪武）又诏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专令蒸乌茶易马”。蒸晒是一门技术，从事这门技术的人叫“烘作”，汤显祖《茶马》诗形象地记载了茶贾汉中买茶的状态：“绣衣来汉中，烘作相追随。以篦计分率，半分军国资……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至于那些紫阳茶行销蒙俄地区，虽无史料直接记载，但从其它情况可发现其“蛛丝马迹。”据老河口当地人反映，“在老河口中转的茶叶，品种繁多，有黑中略带青色的砖茶，还有饼茶、砣茶、袋茶、方包茶、珍珠茶等。陕南一带生产的紫阳毛尖、秦巴雾毫、安康香片等，均由此上岸中转（朱科 胡 采棣：《百舸争流千帆竞——探访“万里茶道”的汉水要港老河口市》。”1909年《陕西财政说明书》记载：紫阳茶“细者发湖北等与省城，粗者运汉中以及川甘。”这里所说的“细者”，也就是品质上乘的“好茶”，与紫阳毛尖、秦巴雾毫、安康香片等当时知名品牌不无关系。其中：紫阳毛尖，从唐朝始为贡品，“每岁充贡”，直到清未，是全国名茶； 秦巴雾毫，又名“口含茶”，为高山雾茶，因采茶姑娘每采下一片嫩茶尖，都要尖朝里、尾朝外地含在口内，用少女的口液浸泡十余分钟，然后才取出晾晒杀青，因此而名，也为当时名茶；香片，又称花茶，是将绿茶或红茶与茉莉花、玉兰、桂花等花料混合，采用窨制工艺制作而成，集茶味与花香于一体，符合蒙俄民众口味较重特点。
三、 紫阳茶行销蒙俄地区二百余年，直到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而终止，年均输出10万斤以上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俄茶道经历了发展、繁荣和衰落阶段。
十八世纪中上页，中俄茶叶贸易刚刚起步，“茶叶贸易额每年不超过一万普特”（张应龙：《略论近代中俄茶叶贸易》),即30余万斤；十八世纪下半页，中俄茶叶贸易成倍增长，仅1762—1785年间“每年从恰克图输出的白毫茶达8000普特，红茶4000普特，绿茶400普特，茶砖达17000普特，其它茶100普特，总共近30000普特（约100万斤）（米勒：《西伯利亚征服和早期俄中交往、战争和商业史》”。进入十九世纪，中俄茶贸易继续增长，仅恰克图1838年输入茶叶就增至8968900磅（约810万斤）。1863年，俄国商人开始在汉口附近建厂，直接生产砖茶，经海路运往本国销售。1900年，“输俄华茶为468549担（合4685.49万斤），汉口砖茶390200担（约3902万斤）（孙 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民国《万全县志·工商》亦记载：“中俄未绝交以前，运售库伦者多则四十余万箱（约3600万斤），至少亦有三十万箱 （约2700万斤）。”相对与庞大的中俄茶叶贸易额，紫阳茶“微不足道”，但数额也不少，每年运送老河口、襄阳、安陆、汉口等地茶叶量平均达10万余斤。民国《陕境汉江流域贸易稽查核表·出境货物表》记载：发往襄阳、安陆等地的紫阳茶，1903年10月至1904年9月93927斤（合47吨），1904年10月至1905年9月129509斤（合64.8吨），1905年10月至1906年8月100806斤（合50.4吨）。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苏联政府实行五年计划，抵制外来茶叶，中俄茶道就此终止，紫阳茶行销蒙俄地区的历史至此搁浅。
四、 茶阳茶虽然于民国初年停止蒙俄地区行销，但声誉较高，供不应求，仍畅销鄂北、豫、晋南、汉口等地区，甚至远销海外
民国时期，“茶价稍昂，植者渐广”（《紫阳县志》）。1904年，紫阳县政府给专署呈文：“全县茶山共3048亩。”虽受社会动荡影响，但抗战结束时，以紫阳为主产区的安康全区茶树栽植面积还有3.01万亩，产量达到128万斤。当时两部权威地理专著《中国分省地志》（民国十六年）、《中华民国省区全志》（民国十五年）均高度评价过紫阳茶：“南山紫阳产茶，色香味佳，于龙井、六安、武夷、松罗诸佳茗而外，别具一种风味”。1932年天津《大公报》还报道：安康县“茶叶为粗制茶之一种，名安康茶，每石（担）售洋三十元，只能敷本地之用，输出甚少，但邻县紫阳县之紫阳茶则产量甚丰，茶质亦佳，最上品的色香味与西湖龙井、六安之茅尖不相上下，因僻处山中，所知者少，故无人注意。现下最好之白毛尖每斤一元六角……在汉水未被阻前，湖北庄客择其最佳的‘雨前毛尖’，‘与/字’等茶，坐庄大宗收买……更粗者即制为茶砖，均运往武汉长江一带售卖，与浙皖之茶并受欢迎。近年汉水虽被阻，每年产额犹达百万斤左右。如能焙制得法，扩大宣传，亦陕南一大实业也（民国《陕西实业考察团陕南视察记》）。”《安康县志·外贸出口》也记载：“民国十九年(1930)至二十八年(1939)是本县出口山货土特产的盛期专营茶叶的商号2家，挑拣成庄外销到土耳其、阿拉伯等国，年经营量在1400吨（280万斤）以上，其中紫阳茶占80%。”特别是抗战期间，湘、皖茶区相继沦陷后，因交通阻塞，南方茶叶无法运销西北，紫阳茶销路渐趋扩大，不仅销往西北各省，还销往鄂北、豫、晋南、汉口等地，供不应求，闻名全国。
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中俄茶叶贸易恢复。1951年，西北茶叶公司安康支公司在蒿坪、洞河制作红茶约10吨,用油漆红木箱包装,由西北茶叶公司出口苏联。2015年，安康率团参加俄罗斯金秋国际农业展览会，紫阳茶再次“进军”俄罗斯市场，成为“中俄茶道”振兴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