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光辉
在冬季如春的三亚，刚刚写完中篇小说《麻柳火车站的爱情》，就接到陕西朋友的微信：《安康日报》用一个版面，发表著名文学评论家姚维荣评论我的长篇小说《大高原》的文章——《大情大爱<大高原>》。一时间，感慨激涌，思想万千。安康的乡党、文友、同事，对我的大情大爱，又一次浮现，历历在目。
上世纪80年代的前十年，我在安康铁路分局所属的毛坝关火车站谋生，此地属安康地区紫阳县地盘。我开始了写作，对文学似懂非懂，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写些看似文学又不是文学的东西，四处投稿，祈求发表，每每铩羽而归，退稿信收了200多封，还是难见铅字，由豪气万状转为沮丧至极。
时任《汉江文学》主编田尔斯先生，约我到安康城里的编辑部，沏了紫阳茶，给我讲我写作的毛病，讲小说的空灵和悬念，讲情节与人物刻画。我这才知道，空灵如同国画的留白，小说不能写得太满，懂得了好的小说除人物性格，还有许多写作技巧。
时任《安康日报》副刊编辑陈敏先生，副总编倪嘉老师，都是全国很有影响的诗人，帮我修改作品，发出一篇又一篇习作。
我刚刚在文学道路上蹒跚学步，对文学前途的观望如隔着喜马拉雅，探究山那边的跳蚤和虱子恋爱，老鼠给大象配种，毫无自信。在《安康日报》发表的作品，增强了我写作的自信，踉踉跄跄地在文学长路上坚持下来。多年后获得了那么多的文学奖项，发表了那么多的作品，其意义和价值，都比不上他们帮我在《安康日报》《汉江文学》露脸的作品。
当时的安康铁路分局宣传部副部长李康平，小说已被《小说选刊》转载，跑到我当时供职的万源火车站，帮我解决创作上、生活上的困难，随后将我调入分局宣传部负责文学创作。他还帮助了一批作家，给他们提供创作条件：将获得首届百花奖头名的姜汤调入宣传部；将作家李俊勇调到宣传部，李俊勇后来发展为《中原铁道报》主编；将作家曾茂辉调入宣传部；将作家陈连生调入宣传部……
一直到现在，我都认为李康平是安康铁路分局的文学领袖，安铁文学之父。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我的文学创作受到各种打击，人生跌入低谷。分局党校校长冯进保、干事席透、职工乔全河，一次一次给我打电话，鼓励、声援，到处为我鸣不平：“杜光辉的写作不是资产阶级的成名成家思想泛滥。”他们还跑到分局找党委书记、政治部主任，为我的创作排除障碍。二十年后，我的长篇小说《大高原》出版后，原安康分局的胡君先生又第一时间写出评论《文学的自信》。
路遥去世的第二天，我携家带口跨过琼州海峡，闯荡海南，艰难谋生，在中国最靠近赤道的地方坚持写作。安康文友的目光竟然越过千山万壑，一直关注着客居孤岛的我和我的创作。我初到海南，到处漂泊，生存极度困难。陈敏先生找到陕西作协主席、著名作家陈忠实老师，谈了我的生活状况。陈忠实老师给陈敏说：“你给杜光辉联系，他在海南混不下去就回来，我负责给他安排工作，咱不能让这么有前途的作家在人家的地盘上流浪！”有了陈忠实这话，我再在海南挣扎，心里就有了底气。
现任安康日报社总编辑刘云先生，素不相识，多次打电话和我联系，表示对我创作的支持，希望我给家乡的报纸写稿。以致后来，我在《安康日报》成功地开了专栏《文学创作与欣赏》。
这些年里，我每发一部小说，每获一次奖项，陈敏先生和安康的文友就打来电话，鼓励、表扬、支持。长篇小说《大车帮》的前身《西部车帮》出版后，著名文学评论家姚维荣教授在他的《陕西长篇小说研究》中，专门研究了这部小说。《大高原》出版后，他又在《光明日报》《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文艺报》发表推介文章，指出“大高原的写作是种久违的蛮性写作”。
长篇小说《可可西里狼》出版后，安康著名评论家叶松铖先生立即表态，《可可西里狼》是新世纪最好的小说之一，是我国生态文学的重要作品，写出多篇评论文章，在《人民日报》发出《灵魂深处的拷问》，在《绿色时报》发出《来自灵魂的夯声》。
长篇小说《适天石》在网上贴出后，著名评论家方晓蕾用了两年时间，跟踪评论。他的专职工作却是医生。长篇小说《大高原》出版后，青年评论家唐玉梅立即和我联系，采访了一些创作资料，写出评论《让传统人文精神驻守文学自信的高原》。我一直不明白，学英语的她怎么拥有如此深厚的文学修养？
更令我感动的是我离开安康十年之后的一个晚上，我竟然在电视上看到来海南旅游的一位安康乡党，借用电视台的镜头，大声向我问好：“我祝愿我们安康的著名作家杜光辉在海南幸福如意！”在那一瞬间，剧烈的情感击打着我的灵魂，眼泪汹涌而出，再看屏幕，我并不认识这位乡党！事后，我多次给安康的朋友打电话，打听这位乡党是谁，想当面表示感谢，一直未能如意。我至今还给这位乡党承诺，如果能联系上他，我把发表的所有文字全部赠送给他。
我的一生坎坷，文学道路艰辛，愚笨但不失勤奋。非常幸运，每当我在文学道路爬行得精疲力竭的时候，总会有人伸出无私的双手，搀扶着我的肩膀，挣扎前行。在这些胳膊里，有许多来自安康。
这些帮我的人，绝大部分不曾谋面，没有任何利益往来，只有乡党、同事、作家、编辑、评论家、读者的情感和文字交流。
在物欲横流、利益交换的今天，能享受到这么干净的友谊和支持，享受到这么纯粹的文学，不是幸运是什么？
二十八年了，我一直想回安康，那里是我文学起步的地方，有那么多牵挂我的朋友，不回去说不过去。但就是忙于写作，一篇一篇地写。又细想，多写一篇少写一篇，算得了什么，为什么不了却回安康这个心愿？
这些年，评论我的文章见诸许多报刊，但我更看重《安康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