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松成
中国是一个乡情浓郁的国度，这不只是我们有八亿多农民，而是在漫长的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吃穿住行，我们的文化积淀，都与农耕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土地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而乡土情怀则是驻留在土地上的永恒魂魄，耕种土地其实就是耕种乡土，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而言，乡土才是可以触摸的，它是抟在手心里的丰裕，是融入眼里的金黄……土地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个广袤、深厚的概念，它是对乡土的延伸、容纳，它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版图还有尊严。
“血缘”与“地缘”是维系乡土的纽带
费老说：“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不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费孝通《乡土中国》,2018年10月，商务印书馆）”人一旦和乡土结缘，就会世代坚守和延续下去。人口是在土地上繁衍、茁壮或凋谢的，但真正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确立，则系于乡土，系于那个一代代、一辈辈耕作劳苦的乡村世界。“血缘”是亲情，是人与人关系的纽带，它包含了历史和文化的因子。“地缘”是靠“血缘”来认领的，它必须依附于“血缘”：“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乡土中国》）”“血缘”与“地缘”是维系乡土社会的粘合剂，没有“血缘”何来的“地缘”！乡土社会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的社会，它应该是扰攘的、繁杂的、鸡零狗碎的，这里面充斥着人性的温暖、人情的关怀……
乡土社会是与土地共休戚的，这不只是生死相依，命运相托，而是土地将一种精神禀赋的东西烙在了人的性灵上，于是汗味、酸味乃至土腥味，构成了生命的气息，当然，还有挥之不去的惆怅和倏然降临的悲苦……乡土社会植根于土地，这就决定了人和五谷杂粮一样有自己的生长期和归属期。乡土是牵绊也是牵挂，离乡背井或许只是为了寻觅短暂的憧憬……“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贺知章三十八岁中进士，年逾八旬才回归故里，此时的他步履蹒跚、鬓发斑白、老眼昏花。物是人非，一切都变了，但唯一没有变的，是他那一口地道的“乡音”，这是亲情也是“血缘”,官场上的勾心斗角，人世间的冷暖哀愁，增添了世故，却丝毫未减损那蛰伏在记忆里的原初本色……乡土呵，就像站在村头老槐树下的母亲，任何一个顽皮的孩子，只要听到那一声声呼唤，顿时就会野性收敛，匆匆回来。
因此，少小离家，鬓生霜雪，最后还要叶落归根；而死于异域，骨殖却要葬回乡梓……乡土社会没有高贵，只有朴素；没有华丽，只有本色；没有倾轧，只有回报。“血缘”缠绕着“地缘”，鸡鸣狗吠，聚族而居。日落而息，日出而作，无论贫瘠瘦薄，对于土地上的收成每个人都抱有一份崇高的期待。人和土地的对话是由生到死的过程，土地收回一个生命，大地就多了一抔黄土……
懂得了“血缘”与“地缘”，你才懂得了乡土，懂得青绿抑或是金黄，它所涂染的不再是一种颜色。只有来自心灵中的谛听，才能感触到乡村田野的呼吸吐纳。在宽阔厚实的土地上，属于乡土的只是一隅、一个旮旯，它可能逼仄、偏僻、冷落，但是当你的祖辈，在某一天的一个黎明或是黄昏来到了水边、草泽、荒原、山坡，于是筑草庐而居，从此这个意味着“乡土”的地方，就有了一个家族的固守、延续，就有了开垦与收获，就有了房前的阡陌田畴，房后的四季桃李……乡土很小，但很重，只有乡土能深藏人的记忆，能挥发人的情怀，能抚慰人的忧伤。乡土的粗糙，可以刺痛你的手掌；乡土的季风，可以穿透你厚厚的衣衫，这是朴实的归属地，是自然留给人类的最纯美的遐想。
“血缘”与“地缘”对文学乡土的影响
脱离“血缘”和“地缘”的乡土是不存在的。乡土是土地的无数个拼块，这无数个拼块上的“血缘”和“地缘”，构成了五千年农耕文明的经络。走出去又回来，人永远被经络牵引着、绑缚着、维系着……是的，乡愁是大于乡情的，但不可否认，乡愁中所萦绕的那一缕芬芳无不是从乡土中散发出来的……乡土为我们提供了思想的沃野、诗意的清流，于是，在文学的世界里，乡土情怀一旦介入，那些平淡的文字，瞬间就会摇曳生姿，那些直白的情节，突然间就会荡气回肠……从这里开掘下去，中国的文学便有了活气与生气，文学的画廊就有了新的风韵和姿态：刘姥姥、阿Q、闰土、翠翠、梁生宝、白嘉轩、许茂、陈奂生、高加林、孙少平……这些人物，他们带着各自的“血缘”和“地缘”，在乡土的舞台上演绎着人生和命运的进行曲。高尚与卑贱，阳刚与懦弱，赋予了他们的秉性和色彩，不同的人物虽有不同的精神内涵，但他们对生命意义的刻写，则是一样的伟岸、潇洒。文学乡土的成功，说到底是“血缘”和“地缘”揭示的成功，人物的可感性、深刻性、丰富性，皆取决于“血缘”和“地缘”的纠合、互渗，用通俗的说法，那就是人物所具备的“土性”是否存在，是否在土里扎下了半个身子。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许茂，他的自私、偏执甚至冷酷，这一切其实都只是表象，他的骨子里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地伸展着一个父亲的羽翼，他想保护他的孩子们，但这种保护是绝对的农民式的，是一个小生产者狭隘、胆小的具体表现，更是一种纯净的乡土“血缘”自在的奔流。《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他一心要走出双水村，他向往城市，想通过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和身份。孙少平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但他却没有从根本上完成蜕变，他的淳朴、正直、节俭，这些融入骨髓的性格因子，是古老的黄土地所馈赠的，它犹如一种遗传基因，改变不了，这也即是“血缘”与“地缘”的影响，而那种诗意的涌动，又使他迫切地想挣脱“地缘”，向往远方。
文学乡土中的“血缘”与“地缘”，考验着一个作家对乡土的认识和领悟：诗意的涌动，来自一种真性情的触发，它不会凭空产生，这种孵化带有一种天然的自觉。事实上，真正的乡土作家，他们身上首先刻印着“血缘”与“地缘”的齿痕，他们与乡土本身就有一种血浓于水的关系。于是，笔下所思所想，其实都是从灵魂中抠出来的，是自己的心灵史、情感史、家族史。如周克芹、路遥、莫言、陈忠实、贾平凹等等，他们皆是这样的作家。因为“血缘”，也因为“地缘”，一些人的作品往往带有自传的味道，那其实是作家与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不期然地融合了，他们相遇在一个诗意的王国，灵魂与肉身走在了一起……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乡土，才有了一座又一座丰碑的挺立！
新的乡土召唤着一种新的文学表达
二十一世纪，文化的多元性，完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种的文学，传统的束缚被剪除了，想象的翅膀可以在广阔的空间任意翻飞。而对于发展和前行的乡土文学，这时则面临着新的定位，有两个因素必须考虑：一是作家对新世纪乡土的认知程度正在退化。边缘乡土、泛乡土写作，消解了传统乡土文学厚重的底蕴。本色的乡土作家，或者说具备真正的“血缘”与“地缘”情怀的作家，已是凤毛麟角。二十世纪初期、中期乃至后期的乡土文学，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范本和标杆，而最有说服力的证词，那就是这些作家对乡土的“研读”不是来自间接的经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从乡土中走出来的，身上沾满了草屑和泥土，如孙犁、赵树理、高晓声、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等等，骨子里皆弥漫着一种天然的泥土气息。二是新世纪的乡土已出现了变异，这种变异是否定之否定的变异。我们其实清楚地看到，传统乡土与新世纪乡土的距离正在被拉大。随着农村经济、文化的日益繁荣，城乡间的差别越来越小。农民已告别了土里刨食，靠天吃饭的生存困境，科技带动产业的力度加大，致富门路拓宽，政策的优惠和倾斜，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农民收入的稳定，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一天天增强。贫困在中国大地上像雪一样一点点被消融掉了，困扰几千年的温饱危机、生存危机，在共产党手里彻底解决了。这就是新乡土的变化，它是飞跃，也是质变。这样的乡土书写，与早期的乡土文学，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新乡土，要求我们的作家必须具备新的识辨、新的体悟和新的发现。从乡土来再回到乡土中去，这是早期的乡土作家所追寻的路径，它不一定就适合于当下的环境。但生活不是写在纸上的，新的乡土，需要我们的作家真切地、用心地去体验，带着情感、带着体温融入进去。著名评论家谢有顺谈及乡土文学时说：“乡村是熟人的社会，城市是陌生人的社会；城市经验高度相似，乡村经验却极富差异性。没有经验的差异，就没有个性的写作，也没有独特的想象。（《小说的心事》，2016年1月，作家出版社）”强调“个性”，就是要体现最本真的东西。早期的乡土作家有着天然的“血缘”与“地缘”的情怀，这对于当下的乡土作家不能不说是一个劣势，但只要我们有心，仍然可以找到依附的“地缘”并重新建立一种稳固的“血缘”，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要自觉进入乡土情境，开掘乡土内核，并成为其中的一个角色，这样才可望能写出让自己满意，让读者心跳的作品。
安康至今没有厚重的乡土文学产生，这是因为我们的作家在对乡土文学的谋划上，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思想构架，缺乏大手笔的胸襟和气度……没有勾画何来的激情，没有播种哪来的收获！安康的乡土资源很肥厚、很宽阔，这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它已完成了孕化和积淀的过程，只待切入、开垦的犁铧，这即是安康乡土文学的优势，它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是碎片式的记录，而应该是具有史诗性的宏大而深邃的篇章。
新的乡土，是对传统乡土的告别，这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域，文化重建、价值体系重建，而发展也必将带来新的问题和矛盾，这一切都充满着太多的未知，它挑战着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因此，新的乡土留给文学的是一片宽广无际的山野——自然的纯美与诗意的涌动召唤着我们，对于安康作家而言，是该出发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