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远垠
我的老家位于平利县城与安康市城之间，县城位置偏高，所以到县城就叫上平利；而市城位居下方，所以到市城就叫下安康。
上平利也好，下安康也好，对于孩提时代的我来说，只能是一种美好的向往。在大人眼里，上过平利，下过安康，便是走州过县的人，那可是最了不起、见过大世面的人。
那时人们夸奖哪个人眼界开阔、见多识广，便会说：“那可是走州过县的人呢！”可见，上平利、下安康何等荣耀！而享受过这种荣耀的，我的小学同学中竟然就有一个。他父亲是生产队的机械员，也就是专门负责队里粮食加工的。每年都要到县城购买几次机器上的零配件，有时候会把孩子带上。而我那同学每当去过县城后，回来的第二天，便成了全校的焦点人物。同学们蜂拥着将他团团围在中间，听他讲城里房子如何气派、电灯如何明亮、电扇如何神奇……尤其他讲到吃冰棍儿的爽劲儿，真把我们馋得不停地咽口水。
直到1978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才终于实现上平利的梦想。
上过平利，才终于知道其实上平利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
那时，从我老家的山沟里走6里路，便出了沟口。出沟口，便是汉白公路。听上过平利的人说，从我们那儿上平利要八毛钱的车费，如果顺利的话，坐上车后两个多小时便可到达县城。可那个年代，每天只有两趟从安康开往平利的班车，上午一趟，大约在九、十点钟，下午大约在四点钟左右。错过了，便只有等到第二天。
那天，我约了三个同村的同学，天没亮就在家吃了饭，带上几块钱和提前在粮管所兑换的几斤粮票，提着挎包便出门。来到公路边上，天才放亮。我们几个都是第一次等车，心情自然十分激动，不停地讨论着挡车坐车的注意事项。争论最激烈的是由谁来招手挡车的问题，你推我，我推你，都害怕承担这项艰巨的任务，争论的结果是：谁都别想偷懒，三个人一齐站在马路边举手挡车。
接下来，便是焦急的等待。一听到汽车喇叭声，便睁大眼睛向远处张望。结果，却是灰不溜秋的货车。再听到喇叭声，再睁大眼睛向远处张望，结果，还是灰不溜秋的货车……没有钟表，也不知等了多长时间。终于，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远远看去，从下方开来一辆白色的车子，喇叭的声音听起来也比那几辆货车清脆。我们三人立即呈一字型站在马路边，老远便举起右手。车子也越来越近了，终于到我们跟前，能看清司机那张严肃的面孔，能看清车子里密压压的人头。可令我们奇怪的是，司机也举起右手，向我们摇摆着，摆着摆着，车子就从我们的身边开走了，轰隆隆，扬起一片尘土。
车子开走老远，我们却还高高地举着右手……
当时，失望到什么程度，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在后来几十年的岁月里，每每想起那天的情景，心，还在一个劲儿往下沉。
那天，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发扬长征精神，徒步翻越女娲山，下徐家坝，过三里垭，经长胜铺，历经从未有过的艰辛，傍晚时分才赶到县城，先前一切美好的想象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抽筋断骨般的饥饿与疲劳。
晚上，我们住在一家国营旅社，八个人睡一间屋，刺鼻的霉味不说，更不堪忍受的是臭虫，浑身被咬满了疙瘩，整个夜晚都在与臭虫战斗。那次高考，我班同学全军覆没。
我第一次下安康是在上平利之前，也是因为高考，是去照像的。比较起来，下安康比上平利畅快得多。不仅坐了车，还坐的是便车，而且是军车，坐的是副驾驶的位置。
这一切，多亏了我的同学白正言，那时我跟白正言的关系好得跟穿连裆裤一样，经常在他家睡。他是居民户口，住在老县街上，妈妈是供销社职工，管理着国营旅社。那天刚好有几辆军车经过老县街，几个军人就住在旅社里。白正言的妈妈知道我们几个同学相约着第二天要到安康照像，就求人家把我们捎上，人家很痛快地答应了。于是第二天，我和另外几个同学终于享受了一次有生以来最大的风光。
那天坐了大约两个小时的车，到了安康城，又遇上另外一拨也是下来照像的同学。有对安康城比较了解的同学领着我们来到“工农兵照像馆”，照完像之后，又满大街转着找旅社。最后终于找了一家每人收费仅5毛钱的旅社住下。那天晚上，虽然没有遭受臭虫的袭扰，半夜里却下起了瓢泼大雨，屋子里到处漏水，我睁着眼睛熬到天亮。
第二天更惨。枣园一带一片汪洋，压根没有开往平利的班车。可我们必须赶回去，一是没钱了，二是第二天要上课，最后一致决定走路回去。那天，我们抄小路，上牛蹄岭，再下县河，再沿着汉白公路一步步往上走，回到学校，已经夜深人静了。
那时，上平利，下安康，何其难！
后来，上平利下安康的路，由泥土路改为沥青路，又由三级路改为二级路，上平利下安康的时间缩短了一半。如今，又通了高速路。我也拥有了自己的小轿车，上平利下安康不到半小时。朋友在安康城里请客，问：“出发没？”我答：“还没，把茶泡上，马上到。”我这边不慌不忙钻进车里，几把方向盘，一根烟功夫，到了，茶，还有些烫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