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江洲
打我从小学二年级订阅中国少年报起，至少有半个多世纪的阅报光景。掏心窝子的话，那么些报刊读物，如果说没有给我些许教益，那是不切合实际的，但要挑哪份报纸来跟我喜爱的《安康日报》比，那确实没法相提并论。在我心底里，只有《安康日报》，才是我几十年来所结识报刊中最为要好的良师益友。我与《安康日报》这种不解之缘，彼此所缔结的情谊，真值得回忆和回味。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从汉中来到安康大竹园铁路上工作。一天去邮电所寄茶叶，看到邮递员正在案台上分拣火车捎运来的报刊，其中一份《安康日报》自然跳入我的眼帘。我本能地请邮递员递给我看看。不错，是安康地委机关报。之后，我一有空，就尽量赶在邮递员还没把报纸分发出去时浏览一下。再后来，我自掏腰包，干脆就订了这份报。老实讲，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会，到处创办的报刊还不多。把这份报看完了，还拿给单位里其他人翻阅。
那时候的《安康日报》，还是小版型的，无论纸张与印刷，还是信息量与栏目的多样化，都不能与今天相比。记得那时候我读署名胡元龙、金山的文章较多些。由于经常看报，受到感染，偶尔也冒出点冲动，萌发出哪一天自己也能写点稿子在报纸上刊发的念头。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国家刚建立教师节不久，我想到身为我国最著名“教书匠”之一的周谷城，几年前还回我书信，为我指点迷津、鼓励我进步，便跃跃欲试给《安康日报》写了第一篇稿子。我写了改，改了又誊。忙了两三个下午，终将稿子写起。在有些忐忑、又有些激动的心态下，把处女稿寄向《安康日报》编辑部。没想到过了一个多星期，稿子就发表了。跟着还收到了当期编辑陈奋勇老师寄来的样报。我好高兴，工友们也相互传呼，说我的稿子在报纸上登出来了。
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次上稿，自然有了再写稿的劲头。《香溪》副刊所给我的文学清润与营养，让我有了学写文学性稿子的念想。于是利用闲暇，举笔写起了平生第一篇名叫《红灯》的小说稿子来。自以为写得有点儿眉目和模样了后，也以上次同样的方式，把稿子寄到报社。谁知也没过多少天，稿子也刊登了出来。随着也收到了《香溪》主编陈敏先生寄来的样报与充满鼓励的信。
1986年，从原来工作的紫阳段调到安康铁路公安处后，我给《安康日报》写稿逐渐地多起来。在认识陈奋勇、陈敏两位编辑之后，又相继认识了李大斌、袁志强、刘晓冬、李亚明等七八位编辑。这时候，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对《安康日报》最感兴趣了。除了阅读，研究报纸上用稿的特点外，就是挤出点时间为《安康日报》写稿子。起初大多写我们单位维护社会治安、保障铁路安全的消息，兼写些社会新闻报道，稿子也很快从每年十几篇到几十篇，以至于后来每年刊稿在百十篇左右。
我这些稿子，不仅仅限于消息、图片等报道，散文、小小说、随笔、诗歌、小论文、杂文、言论以及报社举行的各方面征文等样样都来。可以说，形式不拘，文稿多样化。其中有的稿子，还上了副刊的头版头条，像《抓获杀人恶魔余延军》《走，看普京去》《月台上与罗京同行》等。记得还有一期《安康日报》副刊，我的四篇不同类型、且篇幅不短的稿子，都齐齐地刊到上面。一时间，引来许多读者的垂注。像我市励志楷模王庭德，多次向我吐露，说他当年看了我不少在《安康日报》上发表的充满正能量的文章，对他的成长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和帮助。同时，还有不少读者慕名给我打电话、写信、送书等，此外还有的读者通过打听到我的单位和办公室，上门来向我讨教人生与写稿的经验。
当然，写稿也的确充实了个人的业余生活。一方面支持报社工作，源源不断地为《安康日报》书写各方面的稿子，为报纸的丰富多彩，做着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由于自己通过在《安康日报》上积极投稿，针砭时弊、弃恶扬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歌颂典型，既树立了政法机关的形象，又提升了自己的知名度，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通讯员。2009年，新华网连续刊发六篇安康的系列性图文稿件，共计四十余篇（幅），都是由我一个人提供的，据说新华社陕西分社当时还在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到我新闻意识强，采写及时把握准。其实，我心里很明白，我能有这丁点进步，全然是《安康日报》培养了我。当然，单位也因我的宣传成绩卓著，为我进行了16次嘉奖、9次记功。《安康日报》的陈良学、胡弗等副总编辑，也多次鼓励我，梁真鹏、廖农、周健等十几位编辑，没少为我修改稿子。不然，我这30多年哪能在《安康日报》上刊发各类稿子一两千篇呢？更不可能在全国140余家报刊台网上刊稿23700余篇（条）了。前年，报社领导听别人介绍了我的写稿发稿经历，当时就准备安排记者采访报道我。我赶紧婉拒，我说《安康日报》给我的太多了，感恩谢恩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如今的我很知足。单位里一位同事这样对我说：“老范，你可称得上‘功勋通讯员’啊！因写稿，就能被上级予以9次记功，可谓铁路公安处里立功最多的民警。”另还有位读者这样说：“范老师，你能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写稿发稿几万篇(条)，不愧是一位‘人民通讯员’！”这些同事与读者的话过奖了，我只承认自己是《安康日报》的铁杆通讯员，如此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