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胜金
著名作家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我们安中一九六六届同学（当然也包括本校和全国初高中1964、1965年入学的“老三届”学生）恰恰是在临近毕业、即将高考前人生最关键、最紧要的时候，被文革的狂潮裹挟进动乱的旋涡中，从而改变了既定的人生道路与理想。
1966年夏初，学校三个年级从相继半停课到完全停课，8位学友惨死于武斗战火，更多幸存者饱受外伤、“内伤”之后，于1968年冬到1969年初，相继返乡、插队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如果把读高中比作人生路上的某班列车，那么此前的学子们基本上都是按照既定的路线和轨道到达终点，然后各散五方，有的升学深造，有的谋职就业；那么，我们这班列车，却是在即将到达终点时，突然遇到地震、山洪、泥石流翻车了，于是所有乘客不死即伤。
我1946年深秋出生于原安康县关庙区皂树公社李家山村一个普通的贫寒农家。身为长子，父母寄予厚望，虽然家庭贫困，还是勉力供养我上了高中。原指望像村里几个年长有出息的人那样，好好读书，毕业后有一份“工作”，端上公家的铁饭碗，自己衣食无虞，父母脸上光彩，老年有靠。哪想到苦巴巴上了十几年学，像那些斗大的字认不了几箩筐的童年伙伴们一样，又回到农村当了农民，整天把日头从东背到西，靠刨土坷垃谋食呢！
虽然想不通，但命运如此又有什么办法，日子总得一天天过呀！想想刘少奇、彭德怀、吴晗、老舍、杨朔等众多开国元勋、文化名流，还有我那几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学友连命都丢了，我能顺利渡过这个劫难还算幸运者呢！再说那些世代在城里生活的学生，不也被一鞭子赶到农村了吗？这样一比，我能回到自己家里干活挣工分，帮父母养家糊口，不是比他们好的多嘛！世上很多事情，考虑的角度不同，感觉与认识就不同，心态就不同。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新中国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期的特殊现象，这20多年时间里，不同时期又表现为不同情况。
知识青年，在中外语言词库中，是新中国前30多年的一个专有名词。如果从简单的字面意义上看，所谓“知识青年”，应该就是“有知识（文化）的青年”，那么它的涵盖面几乎可以囊括古今中外所有非文盲的年轻人，但这样太宽泛的名称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每一个具体的人群都有更具体的称呼，比如在校生统称为青年学生、社会各行业则有青年教师、青年医生等等。
而“知识青年”这个称谓，则特指新中国特定时代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青年农民。所以知青运动又称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但是，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都是小规模的，本人自愿选择的，他们中出现了董家耕、韩志刚、邢燕子和本校的王建元等做出突出成绩的“全国上山下乡十佳青年”；而1968年秋到1977年这十年间的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则是大规模的，带有强制性质的，非此没有别的选择。所以从那时迄今40多年来，对这个几乎波及10多年间绝大多数青年及其家庭的运动的评价，一直众说纷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