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谷
提要：回顾作家本人半个世纪的文学写作经历，结合陕西文学的发展历程，阐述新时代文学作品应有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以及审美取向。文学写作无用而有大用，在人生的途中一边把握好生活的指向，一边体察这个世界的情趣，吸纳文学前辈遗留的思想精华和艺术滋养，在大自然的万物生长中采撷生命之花，与时代同步，抵达向死而生的彼岸。个人感受的文字，是融入共性之大书的，不仅仅抚慰自我的心灵，且对于大众和社会的文明进程有益，给养育自己的时代以力所能及的报答。尽管年近七十，仍疲马三嘶，期望余生充满平和的诗意。
我与安康
紫阳这个地方，紫气东升。我在四十年前就来过紫阳，也就在紫阳中学讲课。当时我三十郎当岁，没想到过了四十年，年近古稀七十的时候还能坐在这里，和朋友们和同学们交流文学写作，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
记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和贾平凹、商子雍来到咱们紫阳，住在河边的一个吊脚楼的居民家里。2010年以后这几年，我又两次来过紫阳。今天是第四次到这个地方，你想一个人一生中，难得几次到几百里之外的一个陌生地，可见我和紫阳是有缘分的。
后来，我到安康来的机会比较多。前几年我写了一本传记文学，叫《阅读徐山林》。紧接着，又写了一部《1983安康大水灾》。
徐省长这个人，我过去和他交往不多。到我五十七岁提前退休回到老家,有一天他让秘书开着车到我老家，来找我给他写一本书。我说，西安和安康那么多作家，我现在已经回到农村了，和我妈在地里种红苕种玉米。之前写了几十部书，不想再写书了。但徐省长非常诚恳，说就是要让那个写铁市长的人来写我，筛选了很多人你最合适。我说那就把你写成钢省长，当然这是开玩笑。
徐省长从小在安康长大，读的是挪威传教士的教会茅屋学校。他早年丧父，妈妈给富人在汉江边洗衣服。他长大后在一个织袜厂做童工，每天从汉江码头上挑煤，学做袜的手艺。解放后他加入了工会，又做了安康县团委干部，做《陕西青年报》安康记者站记者，后调到省上做记者。我是步他后尘，于1975年从西北大学毕业，分到团省委参与创办《陕西青年》杂志，整整比他晚了二十年，算是他的后辈了。徐省长在七十八岁才从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退下来，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他是陕西政界半个世纪历史重要事件的见证人。作为安康之子，为家乡的移民搬迁、脱贫致富、慈善事业和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他爱好诗文和收藏，把若干万件书画集邮票证文物等捐给家乡，设立了“藏一角”博物馆。所以我感觉，他是一个平民出身的官员，在实践中具有了领导才能。我写他，单独采访他三四十次，录音的文字电子版有上百万字。参加座谈或采访知情人有上百人，几易其稿，终于成书出版。
另一部《1983安康大水灾》，从初稿到问世，经历了三十年。
安康水灾发生后，我和路遥一行到安康讲课，在一个作家家里吃饭，地面上还是淤泥，就吃了一点大米粥和煮鸡蛋。我采访了好多人，写了一篇五六万字的《安康城沉浮记》，节选刊登在《报告文学》杂志上。当时立足点是反官僚主义，水灾前领导把鸡笼子都搬走了，老百姓不知情，正在办婚宴，大水就冲进来了。万里副总理来考察慰问，十几号地县领导被免职处分。
文章发表后，涉及到被处理的官员，他们写信给杂志说文章不符合事实。我说，我写纪实文学，从来是无一字无出处，可以公开对质。杂志停刊后，也就不了了之。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去了海南办特区法制杂志，有一天司法厅长习正宁说，徐山林省长来了要见你。徐省长说，你把写安康水灾的初稿给我，想出一本书。之后给我的是电子版，说打印了几十册，内部发给当地文史、水文、城建、档案部门参考，当事人还在，出书怕惹事。到了2013年，水灾过去了三十年，事件像浑浊的江水也该澄清了，我又一次潜入史料中进行仔细甄别，与当事人重温旧事，写出了一本长篇纪实文学公开出版。一本书，积累沉淀了三十年，通过大水灾呈现出汉江历史文化和现实变迁以及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处境，了却了一桩心愿。
文学写作的意义，我想其一是价值观的诉求，二是一种美学情趣的体现。之后，我参与过古村落和南水北调调研活动，对这块朝秦暮楚之地，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先后两次到过汉江源头，走遍了秦岭南麓，写过几十篇散文随笔，涉及到水源地生态治理和补偿提案，呼唤国家宏观政策的平衡，一江清水送北京，也让这里的群众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
故土与历史
退休这十年，我给老家写了几本书，有写新乡土的《秋声》，写唐代书法家的《柳公权传》，写革命历史的《照金往事》等。
我提前退休回到老家，陪伴老人，晴耕雨读，想过一种简朴的重归农耕文化氛围的生活。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说是罢笔不写了，却总是停不下笔。日常闲下来，就在电脑上敲字，陆续写了一些《归园札记》，没有想着可以发表。后来遇见《人民日报》一个编辑来西安开会，说你几十年来在《人民日报》发了不少散文，现在也可以写写乡下见闻给我们。我把一组文章投给她，说这正是鲜活的新乡土文学，陆续发表了多篇。之后结集为人民日报版和谷散文选《秋声》出版。
其中有一篇《傍晚村景》写割麦子，有个山坡像是一片割过了的麦子地，走近一看，麦子长得像麦茬，因干旱颗粒无收。其他埝地保墒，麦子长得很好。《人民日报》发表前，编辑电话问我，农业部讲今年是麦子大丰收嘛，你改一下。我说这是我亲眼所见，渭北一带减产了，当然在中原和东北大地上是丰收了，我写的是事实。文章照原稿发表了。若知天下事，先问乡下人。这便是真实的生活，变成艺术后不失生活的真面目，才是真善美的价值所在。
当时，中国作家协会有一套国家项目《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丛书，从老子到冰心有120多名传主，在全国招标作者。我看到我的唐朝老乡柳公权在列，却无人认领，我便斗胆写了两万字提纲投标，顺利入选了。
我下决心梳理中国书法发展史和唐朝历史，把传主放在他生活过的八十八年的风云变幻中，写出一个人的仕途与艺术创造之间的奥妙。这对于古文底子比较薄弱的我来说，的确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知难而进，一个人的战争，只能胜不能败。翻阅历史典籍，徒步实地考察，走访民间传说，让想像力贴近还原柳公权的生活状态和心理情景，从中窥探瘦硬通神的书法创新的内在秘密，揭示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格魅力。因与权威文史专家在一些史实上的分歧，一度想放弃书稿，经与主编沟通，给予信任和支持鼓励，书稿终得好评并付梓出版，影响广泛。其实，写历史也是在写现实，在时代与个人之间，一些道理是共通的。
《照金往事》一书，也是写了三年，审读了三年，终于问世。1933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信仰共产党的理想，为劳苦大众谋解放，在照金点燃了星星之火。南有瑞金，北有照金，从照金到南梁到延安，硕果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落脚点和出发点。1985年，我写了政界有争议的西安市长张铁民，为民执政，关注民生，改编为电视剧《铁市长》在中央台播出。当时我就想搞照金的电视剧，之后我去了海南八年，返回西安八年，回到老家后我又想把这个题材重新捡起来，先写成长篇纪实文学。这个题材，是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过，发生了“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政治事件，一群人被打倒，日后平反昭雪。
事隔多年，这一题材像是热山芋，炙手可热却很敏感，一些影视作品是绕着史实走，我还是鼓足勇气涉入这一领域，写出这段往事的苦难与荣耀。送审后，根据修改意见几易其稿，历经三年得以出版，获得陕西省五个一工程奖。中宣部《党建》杂志发文评价，是一部苦难辉煌的英雄传奇。
《春归库布其》
前年，我接到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电话，让我采写鄂尔多斯沙漠变绿洲的故事。我在年轻时写诗，喜欢七月派诗人牛汉的诗，独自游历过那片天苍苍野莽莽风吹草地见牛羊的地方，写过几篇诗文。后来应《人民日报》约稿，写了六千字的报告文学《库布其，绿色琴弦》，反映生态建设的时代主题。这一回，写一个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奖的民营企业家王文彪，在政府宏观政策支持下，从一个小盐场做起，通过三十年植树造林，使二十万沙区农牧民脱贫致富，并将生态模式推广到华北西北以至非洲，输出了中国智慧和经验。
我深入农牧民家庭和科研基地，以及豪华的世界沙漠论坛驻地，翻阅这一地域从匈奴时代到各个历史阶段，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蒙汉融合，从草木家族到各类人群的生存和精神处境，挖掘人与自然和谐的深刻主题。几乎跑遍了黄河大拐弯处的每一道沙梁和绿洲，写了这一代治沙人的命运故事。
出版方很重视这部书的创作，与京城多位报刊主编和作家哲学家科学家沟通其思想性和艺术构思，也把我写得住院了。一位辽宁女作家接力加盟，做了补充采访，完成了这部书的出版，并在北京举办了高端座谈会，这在我半个世纪的文学写作中尚属首次。入选2019年度中国好书榜和新中国七十年百种译介书目，翻译为外文进入国际图书市场。
一个人的文学写作，类似发乎情止乎礼，你的写作对象激发了你的真实情感，从而上升到一定的理，充分挖掘它的背景和内在特质，才能写出好作品。自我对于现实生活和这个世界的感受，在首先感动了自己之后，才能把这种价值观和美学表达传授给读者。它快慰了自我，将个性水乳交融于共性之中，与时代精神的脉搏一起跳动，才会赢得社会主流文化氛围和广大读者的共鸣。
即使一篇几百字的散文随笔，一首小诗，或者是一部影视作品，你想说什么，怎么说，首先取决于内容，其次是形式。华丽词藻，警言妙句一大堆，全是些心灵鸡汤，只能哄一些涉世不深的小孩而已。尤其是报告纪实文学，选准题材是成功的前提，其次是调动自己的生活和艺术积累，以达到报告性与文学性的统一。
舞剧与小说
有人问道，你写过诗，主要是写散文、报告文学，还写小说、影视，甚至还做舞剧编剧，舞剧表现几乎没有语言，是怎么个写法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把报告文学《市长张铁民》原著改编为电视连续剧《铁市长》，参与拍摄工作当场记，梦想当导演。王惠、任冶湘、李默然、陶玉玲先后参加出演，惠毅统筹，郑定于、韩小磊参与改编，万盛华、杨宝石导演。我与担任演员副导演的夏广兴结识，他后来从中国歌剧舞剧院到海南闯荡，我创办的海南文化传播公司与海南电视台合作，制作了一台由MTW歌舞组成的春节晚会，在南海上把船帆染成红色，叫《扬起红帆》，与夏导探索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
新世纪伊始，我回到西安，夏导来找我搞舞剧《蓝花花》。我写出剧本初稿，之后被人搞走了，便想到把《白鹿原》改编成舞剧。陈忠实开始诧异，这还能搞成舞剧？我说，从中抽出小娥和黑娃的爱情，一个女人与四个男人的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白毛女》就是典范。他应允了，和赵季平等艺术家参与剧作讨论，夏导执导，由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搬上舞剧舞台。先后在北京保利剧院、北京大学、西安人民剧院公演数场，一票难求。
接下来，我和夏导带舞剧《白鹿原》班底，受邀参与陕旅集团华清池实景舞剧《长恨歌》07版改版，被出品人张小可聘为该剧文化顾问，请来原文化部长王蒙和陈忠实指导，举行高端论坛，提升了该剧的艺术品位，扩大了演艺市场。
退休回到老家，又主导了舞剧《孟姜女》的创作和演出，由夏导任艺术总监，与陕西师大音乐学院刘姬娜总导演合作，参加了省艺术节获精品项目。由此配合孟姜女故里秦人村落数亿元文旅项目的拓展，为资源转型的铜川文化旅游市场增添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文学写作与其他艺术门类是同源的，舞剧也是借助于诗歌散文小说的根性元素，用肢体语言表达生活，演绎故事，呈现艺术审美价值的。剧本的文字表述，为舞蹈编导提供了故事情节和细节，及人物的内心情景，通过无国界语言障碍的音乐舞蹈表现，给人以思想的启迪和娱乐的享受。
小说，是继诗经乐府、唐诗宋词、散文戏曲而衍生出的文学体裁，有四大名著，《红楼梦》成为不可逾越的经典。近现代到当代，有建国十七年的小说代表作“三红一创”，即《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陕西作家的旗帜是柳青，陆续获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家有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陈彦。有的作家写了多部长篇小说，陈彦从戏剧编剧转身写小说，几年工夫，《主角》一举摘取茅奖桂冠。似乎有点弯道超车，但戏剧与文学虽然归属不同体裁，在生活积累和艺术修养及发现方面从来不分家，他是实至名归的。我曾为陈彦的剧作《迟开的玫瑰》写过一篇报告文学，他的艺术品位是为人称道的。当然，陕西有影响的优秀小说家、诗人、散文家不仅限于上述诸位，风格不同，时运各异，也是卓有成就的。
我的文学艺术写作在体裁门类上兴趣宽泛，繁而不精，凭着性子迂回于其间。我八十年代在《北京文学》发表过小说《土地》，有点乡土加魔幻。一部长篇《黑洞》在刊物连载未竟，去了海南八年，返回西安后又陆续以中短篇形式重新写出发表。散文的叙事性与小说的散文化，区别不大，有的编辑标明散文，有的归入小说，介乎其间总是以它对生活的价值观和审美诉求衡量坐标的。后以散点透视的结构方式，类似阿斯塔菲耶夫《鱼王》及格非《望春风》，以新的目光透视旧景，其自白往事的抒情风格充满诗意，阐述现实生活现象中的人性本源与道德价值和浓郁的乡愁，同一题材两个文本，《还乡》《谷雨》分别由作家出版社和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近几年，在连续写长篇纪实的同时，续写并修订小长篇《故里》和《海岛》，尽可能以小说笔法，从新的视角拓展散文的局限性，更便于发散艺术想像力，渲染故事的丰富性和斑驳色彩，以及人物内心复杂情感的波澜。这个世界，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写出来了，无关追逐名利，暮年在精神上也就相对安然了。
这也可谓文学写作意义的一种叩问。
疲马三嘶
2006年，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和谷文集》六卷本，陈忠实写了六千字《诗性和谷，婉转与徘徊》的序言，多有溢美与鼓励，周瑄璞任责编。2019年，扩充为十四卷本《和谷文集》，由朱媛美任责编，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的十多部长篇纪实文学，仅作为节选构成一卷。出文集，传统意义上好像有生不立传、盖棺定论一说，有的作家健在时出了文集，也没什么忌讳。到了一把年纪之后，无非是梳理一下自己的庄稼做一次冬藏而已。
疫情期间，我在微信上看到堂侄发送了一张图片，是几百年前老祖先留下的分家契约，我大呼惊奇。上面写道的地名如二亩坪、五亩坡、崖背上三亩溜、八亩窝，过了几十辈人了，如今仍然沿袭叫这些名字。先人早化作泥土，土地不老，草木枯荣，一张草纸却幸运地流传下来，纸不遭遇火灾或被遗弃，可以耐活千年。
作为文学写作，文章发表了，出版了，收进课本中和经典选本中，收藏在图书档案馆里，在无情的时光淘汰中能够留下只言片语，那就是为历史文化的文明进程添了一粒米的养分，这令不满百年的人生稍稍得以抚慰。古人讲的所谓的立功立身立言，文字让短暂的生命延长了，作家所记录的这个时代的缩影，留给后人去参阅历史的过往，得到一点启发和愉悦，也不失为文学写作的意义。
文学写作，有先天的基因，更多的是后天的努力进取和积淀。
我上溯祖宗三代，大字不识几个，有一位堂曾祖父和文瑄，民国时代跟着毛泽东的老师黎锦熙编纂过《同官县志》，这是我开始写作时才读到的。潜移默化，和氏家庭信奉耕读传家，敬重文化和知识。我的祖父喜欢编顺口溜快板，外祖父是秧歌伞头唱民歌，受其影响，我从当工人到上大学，就开始学习写诗。二十岁在校报发表处女作《实习小诗》，二十二岁与同学贾平凹出版抒情长诗《工农兵学员之歌》。毕业当编辑多年，有一份职业养家糊口，业余写诗写散文写报告文学，从未敢有过半点懈怠。即使闯荡海南八年，还是告老还乡十年间，也仍然坚持读书写作。文学写作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一息尚存，总是放不下手中的笔，每天不敲打键盘好像庄稼人不打粮食，算是白活了。
当然，写了那么上千万字，五六十部书，所谓著作等身，也大多只是速朽之作，不过属于敝帚自珍罢了。如今年近七十古稀之年，仍疲马三嘶，期望余生充满平和的诗意。文学写作无用，而有大用。在人生的途中，一边把握好生活的指向，一边体察这个世界的情趣，吸纳文学前辈遗留的思想精华和艺朮滋养，在大自然的万物生长中采撷生命之花，与时代同步，以抵达向死而生的彼岸。人的一生，生死二字，无非是生老病死吗？人一生的责任，不过是把老的送走，把小的养大，就这两件事。个人感受的文字，是融入共性之大书的，不仅仅抚慰自我的心灵，且对于大众和社会的文明进程有益，给养育自已的时代以力所能及的报答。
在座的同学们大多是文学爱好者，多读书，爱写作，主要是丰富自己的文化修养和提高审美意识。当作家的梦往往不可靠，不要抱有文学幻想，它是用来养心的。任何歪门邪道的出人头地，虚名头衔弄了一大堆，没有好的作品也就没有意义。开始走上文学道路的青年，像马拉松赛跑一样，起跑时几万人，潮水般汹涌，慢慢人也就少了，最后真正冲刺的也就寥寥无几。一些年轻人一下子看不透，觉得一生非常漫长，豪情万丈，好高骛远，到头来也许是空空的行囊。所以柳青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六十年一个单元，他只活了六十二岁，留下了一部不朽之作《创业史》，他是我们的榜样，是文学力量的源泉。
(本文是作者在紫阳县公益文学讲座上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