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芬芳
我的老家在秦巴山地白河，人说这里“山大石头多，地无三里平”。我的家在一面阳坡上，约两里路的山脚下小河边，一条乡村公路蜿蜒通向远山。上世纪中后期，这样一个起脚就爬坡的小山村，一年四季连烧火做饭的柴都不够。
不是山上不长树木，而是因为老家人多地少，大集体时被饿怕了，土地包产到户之后，个个勤谨有加，稍有点儿土的地方都被整理出来，哪怕只能点上几窝瓜豆或栽几棵红薯。每年也栽树，但大都是经济林木，以柿子、桐籽、桑树、杉树、红椿为主，这些是不能砍伐当柴烧的。而自然生长的槐树、桦栎等燃料类树木，根本没有它们生长的好地方，只能长在乱石窑里。因而当周边大部分人都还在吃不饱的时候，我们那里最愁的不是没米下锅，而是灶膛里没柴烧。
也许当年的困窘印象太深，以至于每当看到被遗弃的木材或路边的干树枝，老是莫名觉得可惜，总会想像它们在炉灶里哔哔剥剥地燃烧，以及灶膛里红彤彤亮堂堂的模样。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排在了笫一位。那时，各家地里收完粮食的包谷秆、籽麻秆、油菜秆、绿豆禾、黄豆禾等都被收集起来晒干，捆成捆扛回家，码在屋檐下或阁楼上。庄稼禾最多的是小麦桔秆儿，堆起来房子一样高。下雨把最上面一层淋湿，沤烂变黑了，下面的反而被压实了，不易过水，做饭时使劲拽出来，还是黄亮亮的颜色。如保存得好，可以烧几个月。
不管怎样，灶洞里有烧的总算不错的。庄稼禾烧完了，就得弄柴，总不能吃生的吧。大人要干农活，院儿里的半大小子供灶门是必须的。弄柴是最让人烦恼的事。不光因为这是重体力活儿，其实更费心。总得有地方弄吧？于是有的娃把目光瞄准了远处邻村的柴山。一大早一声哟喝，一溜烟跑了，到晚上扛一梱湿重的枝丫柴回来了。也不管会不会即刻有人寻迹而来，害得父母又是陪好话，又是烟酒茶饭的好招待。碍不过都是乡里乡亲，到底气冲冲来乐呵呵去。
有男娃子的人家尚且如此，只有女儿的我们家最堪忧。况且像偷柴这样的事我和姐姐压根儿做不来，既没力气，胆子又小。
我那时在上初中，十一二岁，大姐二姐出嫁了，四姐和母亲身体弱，父亲工作在外，偶尔探亲回家一两天。三姐比我大十岁，就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力，除了干地里活儿，还和我负责家里平常烧柴。庄稼禾是有限的，有时候早上我还得一早出去，割一梱柴草回来再去学校。
秋天，桐籽熟了，打桐籽时树叶儿一齐被打落，等到秋深，桐籽树上剩下的叶子都落光了，树下铺了厚厚一层，晒上几个太阳，变成黄铜色。我和姐姐背上大背篓，提上竹篮，找片桐籽树多叶厚的地儿，把地上杂草齐齐割掉，和桐籽叶儿一齐用刀朝一个地方耙滚，树叶越滚越多，再用竹篮把别处零散的树叶捡回来，倒在一起，半天工夫，堆得跟小山一样。三姐用龙须草结成十字，把树叶捆成结实的草包。三姐打包和装背篓的技术非常好，我们背着比头高米把的叶子包，在树林里钻来钻去，也不会被树枝挂翻。自家的桐籽树叶捡没了，住在七里扁粱子上的二姑让我们去她家自留山上，耙地上落的桦栎树叶和松针。背回来后，一梱梱码在厨房的竹楼上。
二姑的两个女儿也在我一个学校上初中，有时早上二姑还让她们一人扛一捆干柴枝丫送来。想想那时，那么远的山路，俩姑娘不定为这哭过多少回。
舅舅家大儿子小时候生病生傻了，不会做别的，但很会砍柴，每年腊月二十几，舅娘就收拾一担干柴棒子，让他给我们挑来过年用。这一来一回要走六七十里，一挑就是十几年。
大姐在离家八九十里的山里乡政府工作，每年冬里她都会在当地买一些粗桦栎柴，请人锯短，再让顺路的小蚂蚱拖拉机捎回来，倒在公路边，喊我们下去搬。遇到刚好从山下放学的娃子和放工回家的乡亲们，都会帮忙带上一抱。
这些别人送的或是大姐买的硬柴，母亲总是舍不得烧，要留着过年过节或实在没柴做饭时备用。平时做饭烧庄稼禾、割的柴草和捡拾的叶子，一个人做饭时，特别忙，灶上一把，灶下一把。柴禾码在露天地里，时常担心半夜变天，睡梦中听见风声，赶紧爬起来，抢在雨前多抱些堆在灶门口。很多年，每逢半夜下雨心里仍会惶惶不安，总担心有什么东西淋湿了。
遇到连阴雨天就会很糟糕，只好用平时舍不得烧的干柴和外面的湿柴搭配着烧，灶膛里闷得像烧火粪，只冒烟不出火。烟囱排不出去烟，倒灌一屋子，呛得人咳个不止，涕泪双流，人不得不用吹火筒不停地吹火。父亲在家时，老是爱催饭，母亲拿着锅铲站在锅边干着急。每到这时我就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买很多干柴，好让母亲利利落落地做饭，灶膛不再冒黑烟。
后来，我终于和大姐一样，用自己的工资给家里买了干柴。过了几年，三姐一家搬到县城了，我亦成家离开。我们都用上了液化气，最近几年又装了天然气。阀门一开，锅底腾升起蓝滢滢的火苗，一顿饭立等可取。可是，却时常怀念那柴火灶饭菜的味道。每次去乡村游玩，大家也总是对农家乐柴火饭特别青睐。我想，这并不意味着柴火饭菜有多好吃，而是它承载了太多我们对那些岁月的记忆吧。
遗憾的是，父亲和母亲已经去世十多年了，再也看不到现在这种新生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