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焕龙
从江南到江北，我一路在想：严格说来，我不是“赠刊”，因为这份《安康日报通讯》是报社当年自己办的，我仅阅存、珍藏多年。所以，在不知报社是否需要收存，征求社长意见时，用词不是捐赠而是“回敬”。这是我初学新闻写作时的教材，如今让在外“行走”了几十年的教材回归原创单位，当如学子对母校的回敬。
1981年3月，刚参加工作的我，在茨沟区公所党政办经过三个多月的跟班实习后，正式到景家公社接任党政办文书。那时，公社党政办只有一名文书，负责办文、办会及宣传、组织等一系列党政内务。随后，老文书向我移交了一包公章、两柜档案、三串钥匙、四间客房和十几种票证，最后交给我一本用牛皮纸档案袋装好的《安康日报通讯》。我随手拿起最上面的一本，见是1976年的，满纸灰尘，封面的金黄变成了土黄。有一行褪色的钢笔字，疑似老文书的笔迹：“景家公社通讯组”。我当下睁大眼睛，十分好奇地问他：
“咱们公社还有通讯组？”
“每个公社都有。”
“哪些人是通讯员？”
“有个名单，你抽空在1976、1979年的办公文档案里查找。”
“由谁来抓？”
“书记挂帅，副书记分管，文书负责。从今儿个起，就是你来抓了。”
“有任务吗？”
“没啥定量，但有安排、统计、评比。不过，咱在茨沟区的五个公社中也不算落后。这五六年也上过一二十篇，还上过头版头条。”
看他骄傲的样子，我却有了压力。因为在区公所实习的这3个多月里，按照领导安排，我学着写了一些动态性、总结性的新闻稿件，并向订阅的《安康日报》《陕西农民报》《陕西日报》和县广播站一稿多投，也被采用过一些。当我对着报纸学习，采用“照猫画虎”之法写的稿子见报时，才明白了什么叫消息、通讯、调查报告。尤其是《安康日报》的小评论、意见箱、读者来信专栏，很适合基层初学者，是我学写见闻式稿件的好帮手，还创下了一期报纸发稿3篇的喜人纪录，被当时的区长奖励了3瓶白酒。为此，临到景家公社报到前，当时的区委办李富华主任将我列入区委“通讯员”名单，区委书记李建友和区委委员、宣传员刘福才吩嘱我要把景家公社的新闻宣传搞成一流，争做“安康北山一枝花”。
正因为有重托、有压力，我才把偶遇的这批学习材料当成救命稻草。为此，我从老文书手上郑重地接过《安康日报通讯》，将其放在了床头的枕头下。
当天晚上，我一口气翻阅了一遍，才知道《安康日报通讯》是报社办给通讯员的学习园地、辅导材料、交流平台，有着十分明显的六大部分：一是宣传导向，二是业务知识，三是编稿心得，四是采写经验，五是好稿分析，六是写作趣闻及其他。
接连十几个夜晚，我重点学习报社编辑写的“编稿心得”和各界通讯员写的“采写经验”两大部分。当时，我印象最深的编辑老师的“方法论”，有王催之的采访技巧与消息写作、张会鉴的通讯写作与调研方法、张运德的经济报道与经验报道、尤金山的写作故事与知识小品、牛春园的读者来信与批评报道。对我帮助最大的通讯员“经验谈”，有镇坪县委通讯组张本胜的“与报刊稿件对照写法”、安康县委通讯组周盛和的“勤跑勤问调研方法”、宁东林业局宣传干事张世和的“资料积累法”、建设乡广播员王休才的“线索撒网法”、千工公社恒河大队会计谢宗慈的“农时节令式报道法”和城关派出所华进发的“走街串巷式采写法”……我从别人的经验交流中归纳、总结、提炼出“新闻采写十六法”，不仅报道业务开了窍，而且对《安康日报通讯》的敬意更深、依赖更强。
有了这“十六法”，我胆大了、劲足了、脚勤了、手快了，消息、通讯、调查报告和言论、散文样样试着写。没想到，半年工夫，新闻稿件命中率就突破了九成。特别可喜的是，文学创作随之起步，上半年发了几篇见闻式的散文，下半年新增了小故事、随笔两个品种。由此，对新闻采写、文学创作，由工作变成爱好，思想认识也实现了由感性到理性的升华。
第二年春季，我接连获奖，还被安康日报社、安康县广播站、陕西农民报社这三家媒体评为优秀通讯员，被县委宣传部评为优秀宣传干部和优秀通讯员。
在安康县委宣传工作会议上，领导安排我和李远金、王休才、谢宗慈四位先进个人介绍经验。他们三位是老资格写手，经验丰富，有话可说。我作为初学者，没啥介绍的，就拿着《安康日报通讯》上台，实话实说：“我是学着它的法子，‘照猫画虎’采写稿子的。如果你有兴趣，也跟它学，它会教给你更多更好的硬招妙法！”
没料到，会场就有报社“群工部”负责办《安康日报通讯》的王催之老师。午饭时，他拉着我的手，亲切地说：“感谢你喜欢这本小刊，以后无论你走哪儿，每期都给你寄一本！”
那时，真不知道自己这个山里娃会走到哪儿去，就一个劲儿地点头致谢，连声说：“您不用寄，乡上有!”
两年后，我调离景家乡政府，到了县委组织部，之后又到了县广播站、广播电台等单位，虽没向王老师报告，可能因为经常写稿的原因，我走到哪儿，刊寄到哪儿，从未间断过。
进城从事专业新闻工作后，订了不少专业期刊，但对《安康日报通讯》的兴趣从未减弱。后来，《安康日报通讯》因故停刊了，我便把从景家乡背进城的两牛皮纸档案袋《安康日报通讯》，连同在城区工作时收到的各期《安康日报通讯》，归为两类，做了两种处理：一部分指导性、实用性强的，我有针对性地分送给了朱寿业、洪发德、陈中勇等30多位业余通讯员，给他们当辅导教材；一部分理论性、资料性强的，我列入珍藏，保存至今。
两个月前，我面临退休，便把办公室的上千本书拉回家，和书房的上万本书一道，做了三种处理：文化类的留于书房，长期使用；文学类的存入库房，以备查用；知识类的送给社会，分别捐赠。于是，便有了退休之前向镇坪县图书馆赠书216册、向省内外市县级图书馆交流地方文献392册及退休当天向安康市图书馆捐书71册等系列举动。
当我将1976至1986年的20本《安康日报通讯》送到报社时，接过赠刊，年轻的新闻人连说没见过、很珍贵，有存史、咨治、育人、励志价值！
当我看着这些发黄、褪色，且有少许破损、划痕的《安康日报通讯》安全“回家”时，不知出于不舍还是高兴，眼眶泛潮了。急转身，挥挥手，身入秋风，觉得脚步异常踏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