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静
杨麟的诗集《我几乎只看见光》和《石嘴河的黄昏》中，杨麟故乡“石嘴河”像是一个灵魂与身体的皈依之所，无论是作者自身在地理位移上对故乡的往还还是情感上的向往，故乡无疑都是他所认知的使人“从浑浊到净化”的归属之地，他所书写的故乡显然不仅仅围绕着低处汉滨区牛蹄镇的石嘴河的地域性特征展开，某种程度上，故乡的潜在意义更代表着“内心的故乡”，是灵魂和记忆安歇之地，也与诗人所认可的诗歌本性和审美气质相契合，与“真善美”的诗歌传统相接续，这些表征显然都是故乡作为中心场域而激发出来的。
在阅读杨麟的《我几乎只看见光》和《石嘴河的黄昏》时，我读到数种二元关系的构建，例如城市与乡村、过去与现在、北方与南方、故乡与异地，除此之外“我们”与外界、子辈与父辈等诸多关系似乎在织就着杨麟的既复杂又纯净的情感世界。杨麟的诗歌中有这样的内核，他的乡土抒情模式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紧密相关，80后往往都有乡村与城市的双重生活经历，杨麟的诗歌中也能辨析到乡村-城市-乡村的轨迹，那么沿着这条主线，可以看到他两本诗集中由此延伸出的不同向度的抒情脉络。
杨麟对“城市-乡村”关系的处理方式更多至于一种很明确的对立中，城市与乡村的界限是明确的，而各自的特征也泾渭分明，诗人对城市的叙说带着明显的个人性特征，诸如诗人体会到城市中自己的“异化”与孤独，《我所剩无几》中：“街道上，都是陌生人，各自走着各自的方向”，“我所剩无几。我只有我自己/我只有一本诗集和一支即将干涸的笔”，在这个文学被边缘化而诗歌更成为文学之边缘的边缘的时代，“诗人”这个身份恐怕被“异化”久矣，杨麟体会到的这种“异化”还不止于是诗人身份，它还来源于自己的“乡巴佬”身份，“他们嘲笑我是一个乡巴佬”(《石嘴河》)，这种身份带给他（或者每个外来者）的是一种永远无法被接纳、永远无法抵达的疏离感与距离感，“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谈论这座城市。就像当初我乘火车进入它的界限，无法找到和猜测到哪一条是抵达它的捷径。”(《北京》)，当诗人感知到被城市场域所拒绝的挤压感时，本能地寻找并关注城市中的“同路人”，诗人将视线定位于“城乡结合部”和“街道”等城市“外围”，“我和那些穷苦的，忙碌的清洁工人一起/在伤口边上，拨弄着城市的影子。(《夜晚》)，也在城乡接合部以很大的主观性去分割城市与乡村的边界，长诗《城市与乡愁及其他》则更为集中地处理这种二元感知，“穿过棚户区，陈旧、凌乱，与城市形成反差。这是被遮蔽的乡村，这是最后的乡愁。”相对应的，诗人体会到的城市中几乎囊括了现代都市的一切色相，它由水泥、钢筋、雾霾、虚假繁荣等外在方式构建，而又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以高傲、暴力、拥挤、虚假、格式化、限制、伤害等种种方式进行挤压，城市中的“空气戴着枷锁，每一阵风都送来拥挤，变形，猥琐，/送来焦虑的气息，送来伪装，伪哲学的多重性和怯懦、忧郁的力量”，诗人在关注自我精神困境和灵魂所属的追问时，也在思考着城市对“异乡人”的同化过程，站在都市现代性轨道的每个人几乎无法背离被“同化”的命运，《我看见桃子在街上跑》中关注那些从乡村进入城市又与城市“同谋”的人：“伤痛的是那些制服者，他们中有来自农村的，现在只能说他们的灵魂来自农村。他们的眼神，微笑，/他们的手势，言辞，已经告诉我，同化多么可怕。”诗人警惕这种城市的同化，与其说这是诗人内心对城市强势文化的一种本能拒斥，不如说这正是诗人试图寻找“同路人”的出发点。质言之，正是重重不愉快的城市体验使诗人去寻找能够与自己同行的人，试图以“集体”来给自己不愉快的个人体验以纾解，这便是他诗歌中对同代人作为对象的共同体的思考。
诗人除了以二元式的视野观照80后一代普遍的城乡生存行迹以外，还试图寻找并构建一种共同体，我将这种共同体放置于他对“我们”这个集体概念的观照中。诗歌毫无疑问都是个人情感的积淀，杨麟对“我们”的书写更像是一种对集体虚无感和无可能拢聚成集体的“集体”的想象，因为这个集体没有共同的历史命运，他们是由无数个体、无数种虚无方式、看似相同的生活轨道而事实上带着无根与迷茫的个体的综合，诗人试图给“我们”以一种身份上的定位，“来自农村、进入城市，生活在城乡接合部”(《我们》)，这种由身份、地域、城市地理带给“我们”的必然是一种失落与无根，“我们”“如一尾脱离乡愁的鱼”，在城市里“游弋极不协调”，诗人给了“我们”这个共同体以许多描述，“我们”不仅在城市夹缝中，不仅失去了话语权，不仅沉默，也对命运没有主宰权，“我想我们年轻一代人都一样，在这样的秋天，无话可说。”，“和同类说话，语言是脆弱的。”“无所谓温暖，也无所谓疲惫，更无所谓接受和放弃”，这颇像“垮掉的一代”的“我们”群像无疑正是80后一代所经历的历史的荒诞与个体的虚无，这一代恰恰生活在中国历史进行速度最快的轨道上，充斥着种种断裂的历史，也经历着个体的精神撕裂，诸如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希望与迷茫、冷漠与无根等等形态的断裂带中，杨麟在《废墟》中把这种种撕裂状态的“我们”给予呈现：“我们是一片废墟，身体是一具空壳，/脱离了粮食的怀念”、“灵魂在大地上游走，只是我们没有听见它的声”，同时“我们”也是无爱的一群：我们像在做一场梦，在黑夜，在日子的暗光里——不知道我们到底在爱谁，也不知道谁到底在爱我们。(《我所说的是这个冬天》)，“与同类们一样，早晨，/必须戴上面具，呼吸缓慢，冷漠自己的青春。”(《周末早晨进行曲》)。“我们”显然各自为营，无法建立起一个稳固的共同体，又在种种个体孤独和集体失语中无法体现出一代人的价值感，诗人只能以略显无奈的存在主义式的定义来给“我们”以总括：“我们存在着，存在就是一切。”(《一篇日记没有日期进行曲》)
生活在安康的杨麟祖籍安徽太湖，《丁酉年十月一日回安徽老家随记》与《补记》、《再记》依稀可以勾勒出诗人对祖辈的迁徙的路径的追寻，这种“寻根”显然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归乡路径的书写，在这条“温暖的路”上诗人反复阐述祖辈的十五余年从安徽太湖到陕西安康的迁徙历史，同时也再次延伸出“乡愁”与“根系”的主题，这条“寻根”之路，诗人借助“祖先的老屋”“风车与瓦缸”“石碑”这些穿越了时空的历史遗留物来激发对祖辈的情感依托，再以“唯一的乡音”“唯一的始祖名号”打通对祖辈的血脉联络，以此来接续“几百年来延续的亲情”。除了对祖辈的感召，诗人也数次写到祖父祖母、父亲母亲所带来的慰藉，这些俨然成为诗人进入故乡纾解乡愁的另一条通道。诗人的乡愁既与春来冬尽的时序关联，又与乡村、山野、植物、树林、晚霞、稻草、河水等一系列乡村物象紧密相连，两本诗集中许多次地写到这些意象，毫无疑问这些意象往往带给诗人安宁与温暖，带给他灵魂的慰藉，这些物象使得诗人置身城市中的乡愁得到寄托，成为诗人寻到灵魂安歇的场域，这些意象将诗人带到一个最终的归宿之地——“家”：在《我已适应在晚霞中宁静》中，诗人说：“我不想掌握什么，只想借此机会反省自己/在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色。也可以提醒自己/无论走多远，都必须在天黑之前找到回家的路。”而在《乡村生活》里，“我要回到我的乡下，回到那一片树林里。——河流没有尽头，可生活有尽头，/家就是。”
纵观杨麟的两部诗集，虽则有些诗歌重复选用，但是这两部诗集有明显的同构性，既可以视作诗人的真实个人经历的记录，也可以当做一个诗人以乡愁为主题的精神安魂曲。如果说2015年出版的《我几乎只看见光》更多地呈现诗人的诸种不安、迷茫、孤独、失落与疏离，那么2018年的《石嘴河的黄昏》则更像给前一部诗集中呈现的诸种矛盾性给出的答案，诗人以拥抱故乡石嘴河的姿态，完成他对自身无论肉身的还是灵魂的“安放”，完成他对故乡一草一木的抒情，与前部相比，诗人将这一切承诸笔端的字句写得既深情又节制，在这里更能体会到妥帖安置了乡愁以后的安宁、静谧与温暖。两部诗集通读，似乎才勾勒出一个诗人在地域与时空中与自己、万物对峙又和解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与终点都是乡愁，正如诗人所说，“乡愁在任何时候，都只有一股暖流，让内心不再孤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