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阳 叶松成
重大题材创作面面观
随着疫情的来袭，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焦虑、担忧等生理反应的挑战，渐渐从个体意识回归和上升到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上来。在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疫情的冲击后，我们其实看到了一个体制的中国在灾难中所彰显出的巨大而强力的磁场效应，这或许就是新的中国精神。这在未来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每个人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其观照点、思维方式、价值定位，也面临着新的称量，这绝不是思维上的极端认知，疫情来袭，我们看到了灾难以及灾难背后的东西，疫情犹如一面镜子，它既照出了人性的缺陷，同时也辉映出了生命相携相依的温度。我想，这样的“温度”恐怕只有中国才独有，只有中国才会在短暂的时间内焕发出来。“温度”是体制中国的光芒，它不在一城一隅，而在广阔浩渺的天空以旭日般的温暖，朗照了山河大地的各个角落……
经过疫情洗礼的文学，是对当代文学的再延续，但延续是一种解构的延续，是否定之否定的延续，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立足创新、提炼个性的延续。它不是文学的沟壑，也不是断裂带，应该是文学价值的过滤器，通过筛选、提纯、澄清，我们的文学可望在体质上有所改变。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在《小说的心事》一书中指出：“中国当代文学中，这些年几乎没有站立起来什么新的价值，有的不过是数量上的经验的增长，精神低迷这一根本事实丝毫没有改变，生命在本质上还是一片虚无，因为就终极意义上说，经验的我，身体的我，都是假我，惟有价值的我，生命的我，才是真我。”谢有顺这段话深刻而富有见地，但书上的话不一定有多少人读过、思索过、反省过，在一个物质利益重于精神价值的欲望世界里，作家能免俗吗？如果作家不能免俗，我们能指望他创作出“有价值的我，生命的我”这样的作品来吗？
当年，陈忠实在西安灞桥闭门谢客，历经五载创作出具有史诗价值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他后来在与李星的一次对话中说：“当我第一次系统审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时，又促进了起初的那种思索，进一步深化而且渐入理想境界……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这种哲学价值的思考，一开始，就为《白鹿原》确立了一个不朽的精神基调——史诗的、民族的叙事格局。今天我们重读《白鹿原》，依然会被那种扑面而来的粗粝灼热的气息所激荡，并再次产生一种新的认知，那就是只有生命价值存在，精神才会走向壮硕、挺拔，才会在一个永恒的时空内立于不朽……
作为区域性文学，安康文学该如何思考和定位创作的方向？文学的价值存在和生命意义的阐发，该如何表现、如何深层次地揭示？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倘若安康文学依然是水波不兴的状态，我们或许没有错，甚至不会被人指责，但是对于这块蕴藏着巨大精神资源的土地，我们白白地让其荒芜化，这种错将是对文化价值的漠视，因为在一个最佳的时空内，我们放弃了人文精神的重塑！讨论安康文学的前景和现状，最近几年类似的话题一直在持续，但多数论及或言说的，不过是边沿跑马、隔靴搔痒，没有直击到痛点，我们的创作状态还是死水一潭，基本停留在浅显的、单薄的个体抒怀上，自足、自在、自娱的优越感，销蚀了创作的韧性和张力。没有刺痛，我们的文学肌体整个都是麻痹的，在一种你好我好大家皆好的氛围里，文学应有的棱角磨圆了。没有棱角的文学必将堕入庸俗、颓废的泥沼中，取代它的将是高扬生命价值的最本真、最深邃、最感人的精神书写。美国著名作家福克纳有句名言：“我终其一生都在写一枚邮票大小的家乡。”这句话具有震撼性：“邮票”虽小，却很精致。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贾平凹笔下的商州、莫言笔下的高密，这些地方其实都是一枚很小很小的“邮票”，但他们却将自己手里的这枚很小很小的“邮票”，描绘成人人心仪、向往、感动的精神景观。因此，宏大、广阔有时并非指地域的辽远，在一部作品中，它实际上表现的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精神特质。而这种精神特征的无限性，又必将突破区域的、本土的藩篱，最终融入人们的审美之中，成为文化名片和精神符号。
当然，区域文学要服从国家文学，但个性是区域文学存在的价值，没有个性的文学，即是没有特色的文学。然而，特色绝非笼而统之的一个抽象概念，它与地域、时代、创新紧密结合，换句话说，安康文学的特色，就是要表现和揭示在安康的土地上生发出的精神价值，这种价值，它不是空泛的、虚无的，它有安康的气质、安康的体征、安康的内涵和底蕴，同时，它又具备一种生命的共性，这种共性是国家情怀的展现，由此它使安康文学在生命意义的阐释上，将摆脱狭隘，继而走向宏大。
安康文学的价值重塑与生命抒写，是值得我们重视和考量的一个尺度，然而，这个尺度一旦确立，就意味着我们对文学已经做出一种无言的承诺，意味着我们将清空欲望的尘垢，在相对纯净的空间内与文学展开对话，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将放下自娱自乐的心态，担起文学责任，并做好长途跋涉的准备……我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尺度下，有没有人敢于挺身前往！我前面说到安康文学创作状态死水一潭，也许用词欠妥，但安康文学这种不痛不痒、睡意蒙眬的慵懒状态，是否应该在摇撼中清醒了？
整饬安康文学，应从引导着手，我以为在当下要解决好三个问题：首先是多与少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量与质的问题。发表至上、数量至上，似乎在一个时期内，成为安康文学的亮点。上稿率的攀升以及小范围内的获奖，被很多人所热衷，于是，利益驱动替代了精神追寻。人文情怀的抒写、社会底层的观照，在一些人的作品里渐渐退场，一种迎合、迁就，机械地在别人预设好的主题下的抒写方式，将我们的作者变成了“写手”。量在上涨，质在下滑；在没有张力以及情感黏合的语言里，精神何以立足？诗评家谢冕谈到当下诗歌状况时曾指出：“古人讲意境、蕴藉、神思，这些在新诗里也越来越淡，很多作品读完之后感觉是白开水一杯。那么，诗还是诗吗？”余秀华，网上称她是“脑瘫”诗人，然而，她的诗为什么能火？说实话，我扎扎实实读完了她的诗集后，很惊诧：余秀华的境界并不高，一些句子有时还流于粗糙，但她写出了一种生命的痛，这种痛没有虚假性，完全是从她的原始的情怀中奔涌出来的，很质朴，也很野性。那么，回到多与少的问题上，我们是否应该扪心自问：我们真的写出了无愧于良心的文字，真实地、磊落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情感吗？“写作不从生理和身体的生命里超拔出来，不讲道德勇气和超越精神，作家就很容易堕入玩世主义和虚无主义中，透显不出作家的主体力量。”（谢有顺《小说的心事》）向经典看齐，我们心向往之。有了标准，自然就有了底线，在创作上把握好质量关口：宁少毋滥，以一当十，精雕细琢，绝不滥竽充数，这样才可望写出带有情感热度和生命体征的作品来。
其次是边缘写作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文学，都有一个相对统一的主题，文学创作追求宏大叙事，这种写作状态有主潮、有方向，它甚至带有一种无形的惯性，让写作者的思维不断地向一个中心聚拢。理论上称之为“共名”。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文化趋向于多元，早期的“共名”被“无名”所取代，作家的个人空间得到拓展，创作的自由度增强，私人立场的文学叙事从宏大的文学叙事模式中摆脱出来。表面看，多元文化下的“无名”写作状态，打破了一种体制上的钳制，它使文学生态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无拘无束地繁殖、生长。其实，考察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安康文学抑或是九十年代之后的安康文学，我们很难发现，无论是一元化政治理想的宏大叙事，或者是多元状态下的私人叙事，都没有产生出个性独立、境界高远、思想深邃的作品。安康文学在很长的时期内，一直处于一种游弋状态，一种自我满足的状态：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自恋心理，导致文学主题的把脉上，常常触及不到来自时代心脏的搏动。耽于边缘行走，使我们的写作者在主题的开掘、提炼上，一开始就陷入先天不足，底盘虚浮。好的主题要向好的素材中提取，好的素材在日常生活中、在芸芸众生的凡俗世界里，没有撕心裂肺的痛，何来破茧化蝶的蜕变和升华。
再次是作品过度解读的问题。这是就安康文学评论而言的，评论者与创作者，应该是对等的、独立的，解读文本，要科学、客观，但目前的一些评论暴露出的问题却不容忽视：一是溢美。我们说正确的文学批评，它本身就涵盖了文学鉴赏，但鉴赏绝不等同于溢美，它是通过感知、体味、领悟，发现个性化的东西，让读者领略到作品的内蕴之美。但时下的评论文章，完全被华丽的语言包裹，通篇皆是华而不实的言辞，这种近乎肉麻的吹捧，它带来的恶果只能是让作者眩晕，让评论掉价。二是解读肤浅，即无主旨、无识见。通篇读完，不知所云。有的评论，乍看式子拉得很大，但绕来绕去，却总是无法进入正题，直至结尾，也没有表明自己作为一个评论者的立场。三是定位不准确。这是安康文学圈一个最低俗的现象，动辄就馈赠某某“著名作家”“著名诗人”“著名学者”，这些头衔固然廉价，但起码应有一个基本的尺度，如张三明明只写了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几首诗，刹那间就“著名”起来了，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这种低俗原本不应该在评论中出现，但有人还是频频使用，定位的准确与否，是表明我们对文学的态度，表明一个评论者对文学神圣性的尊重。
价值重塑与生命抒写，对于安康文学是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有必要打破旧的文学格局，再建新的文学格局。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精神要求我们：“发扬中国文艺追求向上向善的优良传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把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东西表现出来，倡导健康文化风尚，摒弃畸形审美倾向，用思想深刻、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优秀作品滋养人民的审美观价值观，使人民在精神生活上更加充盈起来。”安康文学应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面貌、气质和风韵，应该留下恢宏的、厚重的史书般的畅意抒写！精神只有在文字中凝聚，生命才会在塑造中永恒。我相信，一棵苗会长成一棵树，如果这棵树下接地气上承雨露，自然有一天会参天耸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