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维荣
一个爱好文学的人，提起笔来首先考虑的无疑就是“写什么”，也就是选择什么题材。初学写作的人和业余作者，基本上都是写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自己最熟悉、感受最深的某件事、某个人。或者说他正是对自己经历的某件事、某段生活有深切感受，才产生了创作冲动的。
近期参加“谭照楚长篇小说《中师那些事儿》研讨会”，不少发言正好涉及这个问题，也引起了我对此的认真思考。谭照楚作为一个农村出生的小学校长，对改变自己身份与命运的几年中师生活印记深刻，心心念念，进入中年后终于拿起笔来，将其化为文学作品，于是就有了这部纪实文学或曰非虚构文学的小长篇。作品真实反映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师教育的状况与意义，在安康教育史、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替代的一页。陕西文坛大腕柳青、杜鹏程、路遥、贾平凹、陈彦等的创作，从初入文坛的散文小说到长篇巨著，其题材也基本上都与他们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
但是，由于时间、空间的限制，一个人自身的时间精力和所见所闻总是有限的，而且并非所有经历都适宜写成文章，尤其是业余作者更是这样。所以写作内容必然会逐步扩展到自己视线以外的生活内容，这就有一个题材选择的问题。尤其是写作量比较大的专业、半专业作者，这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前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在《捍卫人的价值》中说过：“作家不能什么都写，什么人物都写。在选择题材和人物方面，他都有所限。”鲁迅也说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话。回顾安康文坛，恰恰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很大的遗憾与不足。
从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虽然“题材决定论”有片面性，但也不能忽视题材本身对文学作品价值意义深浅大小的影响，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比较看重文学的政治宣传功能、道德教化力量，即文以载道的国度更是这样。对于绝大多数业余的、尚未成名的作者来说，题材的价值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决定着你能否在文坛站稳脚跟，能达到什么档次，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力。
远的不说，就以新中国建立后的当代文坛为例，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河南省作家李准由不出名的银行职员、业余作者在全国文坛产生影响，就得益于其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敏锐地反映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如何防止贫困农民卖地、富裕农民买地这个社会问题。而刚在扫盲中学会识字、写作的安康人崔八娃，则由于一篇黑板报上的习作《狗又咬起来了》非常适合当时的政治需要，遂被逐级宣传文化部门重视，指导修改后发表于《解放军报》，成为闻名全军、全国的战士作家。陕西文坛大腕贾平凹、陈忠实、路遥分别获得第一、二届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的《满月儿》《信任》《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的成功，也都与其选材的独特性有着密切的关系。陈忠实发表在《陕西日报》文艺副刊上三四千字的短篇小说《信任》，描写重新上台的党支书罗坤的儿子寻衅打伤四清时批判父亲的贫协主席儿子出气，罗坤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主动把儿子送到公安机关治罪，从而化解了与贫协主席一家的矛盾，也为其他人“冤家宜解不宜结”做出了榜样。这篇小说为什么能从全国当时每年上万篇的作品中脱颖而出，就是因为他敏锐地揭示了干群之间、群众之间应齐心协力奔四化的主题。
但是，安康作家在这个问题上，却缺乏应有的敏锐眼光，没有发现和重视本土的题材富矿，反而让域外作者一次次抱走了我们的金娃娃。
安康地处秦头楚尾，历史错综复杂，有着丰富深厚的文学素材。远的不说，近几十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就不少。如安康解放既有牛蹄岭血战，又有地下党与自卫团的秘密谈判，这就是文戏武戏交织的好题材；新中国成立后，安康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也走过了一段曲折、坎坷的历程。还有大灾后的重建家园，改革开放后从城镇建设、道路交通到群众衣食住行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十八大后农村脱贫攻坚等，都是含金量很高，颇具文学、史学价值的好素材。但遗憾的是，这些都没有引起我们作家的充分重视，写出有分量的作品。
尤其是1983年的汉江特大洪灾，迄今三十多年过去，安康专业、半专业作家除了偶有几篇普通的散文、短篇小说外，未见有力度和深度的作品。倒是让相邻的达县作者杨贵云借此火了一把。这位1981年才开始业余创作的工人作者，在安康大水灾后，敏锐地意识到其难得的文学素材价值，也即人们常说的“国家不幸诗人幸”。于是，自费来到安康调查、走访，随后相继写出中篇小说《汉江，记住这个夜晚》和《陕南的天，中国的天》，相继在《长江文艺》《中篇小说选刊》发表，很是火了一把，不久后即加入中国作协。其实，这两部中篇在文本上存在着很大的硬伤，那就是真实的时间地点但却完全虚构的事件过程与人物定位，可以说是小说不像小说，纪实不像纪实。不熟悉安康和这次洪灾具体情况的读者为之叫好，而我们安康人看了会觉得“这写的究竟是不是安康城市面貌，是不是7月31日发生的洪灾”。另一个写安康水灾的是西安作家和谷。他于1985年首次就水灾来安康调查，搜集资料，完成了十余万字的报告文学《安康城沉浮记》，随后发表于《报告文学》杂志1987年第8期。2014年，他再次应安康市文广局邀请，写出长篇纪实《安康大水灾》，2015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安康城沉浮记》我没读过，而《安康大水灾》由于市图书馆在周末读书会组织阅读评论，细读后觉得虽然史料丰富，但由于作者对水灾既未亲历，又没有广泛深入地采访当事人，所以具体场景写的比较虚。安康本土作者较详细地正面写这次大洪灾的，一是水利局干部陈唐斌的长篇小说《水欲》，另一位是小学女教师胡洪彬的中篇纪实《水漫金州》。我很佩服这两位纯粹的业余作者的勇气与魄力，这两部作品也各有所长，但囿于时间精力和驾驭重大题材的能力，自然存在着难以避免的不足，难有大的影响力，实在令人惋惜。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手机的普及，信息化社会以迅雷不急掩耳的速度对传统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安康文学界虽然不断有新人新作涌现，但影响力却不大，也就是在红火热闹中还是缺少有深度有震撼力有更大影响的扛鼎之作，也即文坛内外关注文学的人所说的“有高原而无高峰”。其实，这是一个老话题，也是安康文学的老问题。2004年我在《安康当代文学史》的总述中曾写道：“安康文学创作思想艺术水平的局限，有着多方面复杂的原因。其一是人文地理传统的影响。安康独特的山水景观和多种文化形态互相交融形成的山地文化氛围在历史上曾陶冶出‘三刘’和董诏、张补山等有影响的散文诗词名家，但却鲜有境界高远、气魄雄浑的叙事大家；这种文化传统不能不对今天的作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是，作家艺术风格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地理人文条件只是因素之一，作家个人主观上的艺术追求也起着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否则，就难以解释同样是出生于江南水乡的鲁迅、茅盾、巴金，何以写出了那么多深沉厚重之作的原因了。正是在这一点上，安康作家似乎有些太拘泥于本地区传统文化格调的制约与影响，满足于用秀丽纤巧的彩笔写出一些描山绣水的诗歌散文。长此以往，形成一种艺术定势，就难以驾驭重大尖锐的题材。总体艺术格调显得秀丽纤巧有余，深沉厚重不足。”迄今为止，这种状况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善。2020年汉滨区设立首届文学奖，终审的几十部（篇），竟然没有一部小说，最后勉强找了篇一两千字的小小说列入优秀奖，实在是很大的遗憾。
所以，安康文学要在总体上有大的突破和成就，必须重视对本土重要题材的挖掘。前面提到的那些重大事件都是文学难得的富矿，深入挖掘，必然能有重要收获。近几年安康先后有李春芝写襄渝铁路建设的长篇纪实《丰碑》，魏田田、曾德强写脱贫的长篇报告文学《绿满秦巴》《巨变——紫阳县脱贫攻坚记事》，内容十分丰富，感人的事迹、人物很多，希望能够像上世纪五十年代《红岩》《保卫延安》的作者那样，利用这些很好的素材进一步构思，创作出有一定水平的中长篇小说，提升安康文学的品位和档次。
省文联副主席、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肖云儒先生在当年在为《安康当代文学史》写的序言《文学地图上的一块亮色》结尾满怀期待地说：“安康地处汉水文化地带、长江文化系，这使它和总体上处于黄河、黄土地文化的陕西和西北明显地区别开来。有独特文化背景的文学，终将是有个性的文学。安康作为秦地楚天的文化走廊，它的文化是多维交汇的。有多维文化背景的文学，色彩必定丰富，内质也会具有张力和韧性。安康的当代文学已经这样有特色地走过来了，还会更自觉地这样走下去。安康文学正在以自己独有的质地进入到陕西和西部的文学地图之中，让人愈来愈不可小觑。我在山的那边，遥致衷心的祝愿！”
希望肖云儒先生的这番殷切希望在我们众多作者的一致努力下，能够尽快变成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