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晓群
一口气读完了杨才琎与马伯友先生创作的长篇小说《蜀河口》，真正享受到了文化的“美味佳肴”，酣畅淋漓，好不快哉。书中的故事跌宕起伏，人物刻画形象生动，情节一波三折，颂扬了汉江流域灿烂的历史文化。正如著名作家、省作协主席贾平凹先生所评：“这是近年来陕西文坛书写历史题材不可多得的一部好作品，精彩、厚重、悠长”。
《蜀河口》准确把握住了汉水码头文化特性和时代脉搏。小说中的蜀河口本是汉江码头，在现实生活中有真实原型。多年来，人类活动、自然经济、信息交流、资源聚集造就了古镇厚重的码头文化。小说将现实生活与文学创作相结合，演绎出蜀河口古镇的今生前世。
崇尚“利”与“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贯穿于《蜀河口》小说的始终。“利”是《蜀河口》的主题，“义”的取向不同，把《蜀河口》形形色色人物的道德品性区别开来。在正义与邪恶、善良与凶狠、爱情与仇恨的博弈中，《蜀河口》显现出独特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
物质性与非物质性是码头文化所具有的两个重要特征。《蜀河口》的物质存在是汉江码头、运输船只、杨泗庙、黄州馆、酒肆以及各个商号会所的建筑群落。商会形态和民居建筑的组合，构成古镇“千帆泊绿水，万盛灯火明”的场景。小说在真实场景中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节点，虚构点与点之间的故事，拉近了文学创作与广大读者的距离，亲近感极强。
《蜀河口》码头文化的非物质形态则是航运会、帮会、会馆以及章程、礼仪、契约，存在和影响着古镇固有的风气。这是古镇文化的精髓，在千年传承中不因灾难和朝代变化而改变。《蜀河口》一书借其内涵来展现道德风貌，支撑起书中人物的精神追求。
《蜀河口》找到了陕南码头文化的根基，具有不可复制性。在陕西文学创作领域，《蜀河口》有别于关中，有别于陕北，在陕南文学码头上独树一帜。
读小说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仿佛一脚踏入民国，或在激流险滩的船舶上，或在岸边的码头前，或在铺满青石板的街巷中，或静坐在会馆中品陕南青茶。究其原因，则是《蜀河口》以民国时期为历史背景，再现了汉江流域社会经济状态和人物群像，弥漫着独属于码头文化的气息。小说中的每个故事、场景、人物皆能引人入胜，使读者跟随文字不知不觉进入汉江、进入民国、进入热气腾腾的古镇中。
《蜀河口》开篇就讲述货船在年关归途中遭遇土匪抢劫，扣人心弦地拉开汉江航运悲壮大幕，紧张连贯的情节、一幕幕精彩纷呈的大戏让人目不暇接。
我注意到，作者用三条线为读者展现出当时的时代背景。一是军阀军事集团对汉江地域进行军事手段控制，陕南成为军阀割据地，军阀们与政府分庭抗礼，瓜分地盘，视汉江航运为摇钱树，无视百姓生存，对百姓横征暴敛，欺行霸市，欺男霸女，蜀河口深受其害。二是政府的无能和不作为导致土匪横行，大土匪划县为界，散兵游勇则趁着兵荒马乱出没于码头江滩，官匪、官商勾结，官官相护，汉江流域狼烟四起。三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和商贾，得罪不起官府，惹不起兵匪，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蜀河口》中，一群群、一帮帮人物云集在汉江码头，如《清明上河图》中的画面。各方势力较量，各路人马斗智斗谋。这种群聚形态是由汉江居住环境决定的，又源于移民文化。
小说中的人物跟着故事走，无论是船工、商贾、帮会成员，还是土匪、军痞，每个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和历史烙印，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在细节处理方面注重心理描写，配合肢体语言，让人物自然流淌出个性，塑造了精明、善良、仗义的航运老会长陈六爷，嫉恶如仇的镖局会长吉运昌等一批刚直不阿的豪杰，通篇充满正气；商贾徐长安、陶老爷、柳云成、刘明礼等人物有着不同的经营套路，凸显出古镇的商业气息和市场竞争的残酷；于镇长与陈三都是古镇的核心人物，他们机智、圆滑，又适可而止，地位显赫却不飞扬跋扈，从未干过大刀阔斧、惊天动地的事，威望却不减半分。
《蜀河口》中更有一群鱼肉乡里祸害百姓的人：放高利贷的于拔毛，人伦丧尽的王八程，恶贯满盈的熊亭义，明火执仗的权志辉，面目可憎的索县长等，对他们的生动刻画形成情节反差，使得小说更具层次感和吸引力。小说成功塑造了一批女性：敢做敢当的包玲让小说狂澜迭起；爱美的老女人杨牡丹；母夜叉耍泼骂街惟妙惟肖，生动耐读；陶吕氏千防万防防众人，最后落得个孤家寡人。最让人放不下的还是善良淑惠美丽的大家闺秀徐兰芝，清清楚楚来到安康与丈夫相见，又清清楚楚地在旬阳下的船，咋就在这个世界走失了呢？这成为读者想解的谜、放心不下的痛。
细品《蜀河口》，感觉小说中的人物仿佛就在身边。书中描绘的作者熟悉的环境和熟悉的人物让人倍感亲切，小说中人物的原型有作者的街坊邻居、熟人，还有早已故去的亲人，一些场景有当地风俗和汉江传说的影子。这大概就是《蜀河口》这部作品的魅力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