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松成
在文学大坐标上称量安康文学
文学本身没有边界，也不应当有边界。在文学的大坐标上，所谓的安康文学，它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地域的别称。毫无疑问，安康文学隶属于中国文学，是文学大坐标上一个精美的刻度，是中国文学这个庞大肌体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我们同时也要承认，作为一个地域上的特指，安康文学又是完整的、独立的，它熔铸了陕南的血性，吸收了秦岭清旷、宏伟的气质，汲取了汉水纯美、高古的禀赋，从物质和精神的角度讲，安康文学天时、地利、人和皆占，它似乎并不缺乏营卫的水分和土壤，然而，从建国到现在，或者说得更远一点，从民国时期到解放初期，安康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可曾留下自己俏丽的面影？回答是肯定的，没有！这样的设问也许太过苛刻、太不近人情，甚至会有人指责标准太高，那么我们也可以将时间缩短、将范围缩小，就整个陕西来看，建国以后我们在文坛上可曾出现重要的、产生轰动效应、被人们广泛关注和争相传播的作品？好像也没有！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末期，安康文学也有过不俗的表现，在这个时间的档期内，我们产生了几位较有独特个性的诗人、作家，如张宣强，他创作了大量的富有地域风情的民歌体诗歌，其代表作《断奶》《树上有路》等作品，在诗与歌的结合上有所开拓，民歌作为一种元素被溶解在诗中，且得到了新的蕴发和价值提升。陈敏是继张宣强之后的诗人，他的诗率真火辣、情感饱满，语言极富个性张力，其代表作《女儿红》《茶乡》等作品，给陕南诗坛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而在小说创作方面，这一时期，女作家张虹表现得尤为突出，她善于在普通生活中发现和提炼素材，短篇小说皆轻灵活泼，其作品《雷瓶儿》《蓝岭纪事》《魂断青羊岭》等，均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九十年代末期，一直持续到“新世纪”以后，李春平以全新的小说家的姿态，将安康文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在长篇小说这个领域，连续不断地探索和掘进，先后推出了诸如《上海是个滩》《情人时代》《上海夜色秀》《我的多情玩伴》《奈何天》《步步高》《领导生活》以及回归安康后创作的带有历史况味的“盐道”系列长篇《盐道》《盐味》等作品，无论是肯定或是否定，就我个人对安康文学的整体把握和了解，“新世纪”前、后期的安康文学，李春平都将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度”。这个高度它绝不是虚无的，而是就存在本身来说，它已具备了一种坚实、沉稳的气象……
九十年代末期以后，或者说“新世纪”以后，我们的文学队伍和文学人才，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扩充，文学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皆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这里有必要补充一下，所谓的“新世纪”，只是学术上对文学档期的一个基本分野，也就是说当代文学从四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后期，已经画上了句号。2000年以后，文学进入新纪元，即“新世纪”文学开启了它前行的航道。这个阶段风云变幻、江海翻腾，文学将置身于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潮流中，或沉没或冲浪，一切皆取决于文学自身的生命韧性。这一时期，安康文学的整体表现还是可观的，它脱颖出了像李小洛、杜文娟、邢世嘉、刘云、曾德强、王晓云、李娟、黄开林、鲁绪刚、姜华、白公智等富有潜质和才情的作家，紧随其后的还有一大批正在破茧化蝶的文学新人。
如果以“新世纪”作为一个起点，当我们用冷静的、审视的眼光来回望安康文学，你会发现这一时期内，可圈可点的东西寥寥无几，它所构成的文学的冲击面，实在是不具备强劲的力道。我这里所说的“寥寥无几”不是区域内的自我省察，而是站在陕西乃至全国的一个制高点来衡定和称量，这一比较，自然就会发现我们的差距有多远。冷静、客观、理性、批判地看待发展中的安康文学，这不是诋毁和贬斥，而是清醒的表现，只有具备这种心态的作家、诗人和批评家，我们的文学才可望在未来的行程中走得更远……
安康文学究竟丢失了什么？
安康文学究竟丢失了什么？安康文学的瓶颈在哪里？安康文学为何没有出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毕飞宇、苏童、余华等具有大师品格的作家？这些问题以不同的内涵和方式，曾经在人们的脑海里回旋和缭绕，而最终还是回到了一个原点上：安康文学当如何脱困？
脱困其实就是找寻出路，但没有找到出路之前，则先要先确诊安康文学的症结所在。我们谈文学不能撇开生存环境，撇开现实关系，撇开人世的苦乐与悲欢，倘若我们的作家没有责任，缺乏担当，那么良知何来？儒家文化讲舍生取义，这是道义的体现，良知就是一种道义，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它就是初心和本心，是与民生共休戚的情怀，也是作家心中的一杆秤。我敢说，如若没有这杆秤的存在，中国当代文学能诞生《创业史》《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平凡的世界》《白鹿原》《额尔古纳河右岸》《尘埃落定》《穆斯林的葬礼》这些彪炳史册的典范之作吗？不会的！我这样说，不是要求安康作家一定要写出这样的作品，我这里强调的是我们对文学所持有的认知态度，对文学价值的理解和掂量。
“新世纪”以来的安康文学，就创作意识上来说是混沌的、模糊的，这一点应该说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我们的文学缺乏严格的调度和设计，很多时候，文学的消遣性完全代替了对文学的价值判定。消遣性是对思想的抵制、对灵魂的消解，它滋生出了对文学的游戏心理，当文字的品相一旦被玩弄、被戏耍，文学就会远离血肉，远离精神的掌控，渐渐沦落为行走的空壳。谢有顺有句话说的极好：“小说既是语言的奇观，也是生命的学问。”其实何止是小说，诗歌、散文以及其它的文学形式，都是对生命价值和生命美学的揭示，这“生命的学问”才是一切文学的真意，是作家自我存在的反映。试问没有“生命”的文学，舍弃自我的文学，无论语言多么的华丽、奇诡，它又能承担起什么？消遣这种游戏心理，在安康文学中是一股暗流，它涤荡了文学所包含的庄严、宏大与高贵，它将文学拉扯到一种花哨、柔软、香风徐徐的氛围中，于是，文学不是崇高而是时髦，很多人喜欢广告试的标签，喜欢圈子内的相互吹捧，追求速度、追求快捷，文学不再需要思想去发酵，而是依仗功利来催生……很多人并未意识到，我们的文学在失重，我们的良心在走失，我们被市场所裹挟，而文学应该拥有的生长期被缩短再缩短。
在时代的变异中认识和考量乡土文学存在的价值
“新世纪”以来安康文学，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思想准备不足，上阵的姿态，是松散的、倦怠的、嬉笑式的，这即是我上面说到的思维上的混沌和模糊。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清晰、明了的行动轨迹，缺乏意识形态的牵引，或者说缺乏哲学来引路。文学发展参差不齐、良莠混杂，一种以发表为动力的创作态势，它将文学整个儿推到了功利化的马车上，发表至上，在一些人的心里，几乎垄断了精神和意识。于是数量倍增，质量下跌，安康文学出现了泡沫试的繁荣。
当然，“新世纪”以来，我们的社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而文学所对应的资源也出现了此消彼长，如城镇化建设脚步的加快，脱贫攻坚以及整体性的农民搬迁，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实施，这给我们的文学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叙事手段和方式也将得到调整。审视这个时期以来的安康文学，其实不难发现，我们的创作重心似乎一直都放在乡村以及城乡结合的地带，真正反映纯正的城市生活的作品并不多。因此，就“新世纪”的乡土文学而言，可望提纯、整合的东西很多。我们笔下所描绘的乡土，是浅层的、边缘的乡土，距离内核还相当远，而就厚度和深度上讲，我们在思想表现上，还不具备揭示现实，洞见时代的卓识与远见。当然，也要承认，此时我们所面对的乡土，已不是早期的乡土，不是贾平凹笔下的《腊月·正月》《火纸》《鸡窝洼人家》也不是《秦腔》；更不是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中的衰朽、原始、苍劲的景象，我们所面对的是“新世纪”到来的“乡土”，这是一个有待认识的“乡土”，也是一个有着无限活力的新的、年轻的“乡土”，这个“乡土”其实又正在发生变异，同时也在无奈地流失……
从物质和精神的层面来讲，我们所获取的资源将越来越少，甚至面临着文化生态上的枯竭，如乡土风俗、情调、礼仪、语言、宗教、家族传承以及环境晕染下的韵致和个人禀赋，这些精神的东西，正在消弭和淡远，而与之相对应的环境和一些具体的物件，如村庄、院落、老屋、古树、水井、石磨、耕牛、农具、麦场、水车等等，也同样在一天天远离我们的视线。这些象征农耕文明的精神和物质，它们的消失是不可再生的，而文学对于眼下的新的“乡土”，需要重新认识、重新发现，重新调整我们的审美视角。“新世纪”的乡土资源日渐匮乏，从发展的角度看，农民的生活环境、条件已是日新月异，但传统的农耕文化却正走向断代的边缘，那种秉承古老家风、古老习俗且具有古老耕作风尚和技术的“农民”，已是凤毛麟角，一个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那就是我们的乡土正在趋于同质化：生活的同质化、语言的同质化乃至气氛和环境的同质化，因此，农耕文明遗留的产物（物质和精神），我们有必要加以传承和保护。
“新世纪”的乡土文学将如何来抒写，这不只是一个课题，而是安康文学必将要承担的责任。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已故著名评论家雷达的一段话：“随着城市化、现代化对乡村世界的进一步改变，乡村灵魂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远去，农民灵魂也大面积变异，让人感觉到农民身上最宝贵的部分似乎在无可挽回地消失，就像土地被污染，被占领，被改变。”雷达的担忧其实正在成为现实，但有一点我依然充满着乐观，乡土题材这个被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共同诠释的永恒母题，它的广袤和深厚、丰硕和健美，作为一种富矿的存在，它的储量将与文学的生命同在。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