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 西
有些事，可以开头，而且似乎很容易。但一旦真的开始了，反而让人手足无措，不知道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办，人被悬在半空中，心里发凉。
每次就是带着这种心情，去采访典型人物。这都是一些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过的人，根据报社的安排，去接近他们，了解他们。他们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还活着。不知道前面等着我的会是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会有足够多的素材，来完成这样一篇好几千字的报道。心里却是有了一定的准备，那些将要到来的眼泪。
2004年的深秋，我见到了张本树。2005年的春夏之交，又去追寻柯善述的足迹。张本树的健康状况令人忧心。好几天的早晨，我几乎都是带着一种犯罪的心情，去敲开他家的门。一聊必定又是整个上午，而张本树，原本是不该坐这么久，说这么多话的。细细回忆工作和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对一个热爱工作和生活却生命垂危的人来说，确实太过残忍。
当一个典型人物并不容易，张本树一直都想做得最好。即便在我们采访他的家人时，他也出于礼貌，陪坐在一旁。这种“坐”，对当时的他而言，已经近乎极限。看着妻子和女儿的眼泪，听着过往生活中那些温馨的细节，想想不知还能延续多久的生命，张本树的心情，可想而知。我不能强迫任何一个人多说些什么，在这样一种惨淡的情形下。去追问这样一个身患重病的人的人生，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虽然为了宣传的需要，不得不这么做。
柯善述已经走了，留下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他的妻子从头哭到尾，很多次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仍旧是一种犯罪感萦绕在心头，细细密密的回忆，能引起多少哀伤？他做过的那些事，说过的那些话，从别人的口中再现出来，着实让人叹息。
我的到来，只是那一段时间，这两家人生活的一个场景。我们的稿子见报了，随后，更多的媒体记者纷纷涌来，去了解张本树和柯善述的先进事迹。我不能忘记他们的脸，那些辛酸的眼泪。我也不能想象，每来一个记者，他们都要把那些说过的话复述一遍，再复述一遍。把伤痛反复咀嚼，会有多痛苦。
媒体的宣传，让张本树获得了不少荣誉。第二年，张本树病情恶化，去世了。关于张本树，我记得最多的，却是到官元和横溪去采访他出生地和工作地的时候，在路边看到的那漫山遍野的红叶，和路上一个提着一篮子大红柿子的憨厚的山里女人。
他们无疑都是好人，绝对优秀于我们身边的很多人。除做好本职工作，他们还有一颗最宝贵的平常心和善心。严格说来，他们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这样普普通通地过完了他们的一生。但正因为这普通，要表述起来，似乎颇为艰难。我竭力想要把他们表现得真实，接近他们在生活中的原始状态。但繁杂的线索，混乱的材料，让顺理成章也变得难以奢求。两个稿子都是改了好多遍才最终定稿，总想着再看一遍，再改一下，不能漏掉了他们的一些小细节，不能让他们觉得被歪曲。
其实还是有些意犹未尽的。我知道还有一些非常有用的东西，他们没有告诉我。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即便是记者，即便就是为了挖掘而去的，我也不能为了自己的私心，去揭开他们心底最深藏的角落和那些温柔的伤疤。宣传他们，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熟悉他们。但也正因为如此，才要小心翼翼地保护他们，我不能让他们感觉被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无论对于活着的人，还是死去的人，都是如此。我想，这也是一个基本的道德底线，维护被采访人的尊严。
后来的典型人物郭宏林、陈明钰和邓良义，让我有了更多的感受。郭宏林因为从急流救起了一个落水的女人而受到媒体关注，但他是那样憨实的一个人。他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得，对自己能招来记者感到惊奇。他是一个最普通的人，我们身边到处都是，有正义感、善良，也有一些小小的狡猾和抱怨，同时有着奔向幸福生活的希望和努力。郭宏林一家三口住在租来的房子里，生活并不富裕。但他们积极，乐观，觉得明天肯定会比今天好。他们是构成我们这个社会最广泛的元素。郭宏林用他的面包车载着我去他的老家，带着我去找我想要采访的人。他并不是因为我要表扬他才这么做，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为了他的事而让我东奔西跑，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不仔细推敲，在个人身上简直就找不出什么“闪光点”。一次次地闲聊，在他的带领下去追踪过往的哪些事，他的性格就在这几天的采访中，被我一点一滴地发现。
我没见过陈明钰，却跟人一起写出了一长篇关于他的稿子。邓良义我却是在见了很多次之后，才得到要写他的安排。每一个人都不同，他们有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心得，自己的人生。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对宣传自己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因为不管外界做出什么反应，他们将仍旧一如既往地生活。比如张本树、柯善述、郭宏林。在青岛呆了很多年也得过很多荣誉的陈明钰已经习惯了媒体，他甚至已经具备引导记者前行的能力。但邓良义却被媒体的宣传困扰了，一些私人隐私被无形地放大，别人开始津津乐道。邓良义曾经一脸焦躁地看着我：“这才过了几年安宁舒心的日子，现在居然闹出这事。”
邓良义并不拒绝跟媒体配合，但他有自己想法。很多被采访者都是如此。通常，作为记者，我们自以为很知道我们想要的，因为我们就是带着这样一种目的直奔而去的。直达主题，不肯给人半点喘息的时间，或者围绕着自己预设的结果，穷追不舍地来印证当初的想法。我们给典型人物已经搭好了一个舞台，只等着他们用自己的话，用以前的故事，在这个舞台上把戏再演一遍。作为记者，我们不一定比他们智慧。
典型人物的“高、大、全”形象，在很多报道中都可以见到。好像不管那个时代的先进典型，他们都有同样的行为，同样的信念。在这些报道中，时代的气息被抹杀，历史似乎从来就没有进步过。其实，我们所报道的典型人物，他们都跟我们一样，是活生生的人，他们也有着自己对于生活的庸俗的理想，比如住大一点的房子，过好一点的生活。张本树一家人对自己的居住状况明显不满意，对女儿的工作也颇为忧心。陈明钰曾经有点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他在青岛买的房只是个一室一厅。郭宏林一家三口的理想就是能在镇坪城里或者城郊有自己的房子，女儿能考上大学。邓良义对自己办公室的设备有点不满，觉得需要更先进一点。他们这些典型人物，并非处处典型，时时典型。在很多人看来，像他们这样被媒体广泛报道的人，应该不会有任何个人私利，不会有任何市民化的想法。典型也是人，如果他们真的只是高高在上，普渡众生，那他们也就失去了作为典型人物的意义，读者应该不会去看一个先进人物是如何飘在空中的。只有让受众有明确的认同感，让典型人物扎根于日常生活中，这样的典型才会有生命。而作为记者，我不能因为他们是我要报道的典型，在笔下把他们从人群中提出来，撂到半空中去。我不怕在报道中写出他们世俗的一面，我需要做的，是让别人看了这篇报道，就能在生活中找到典型的影子。而典型人物所处的社会状况，也要在报道中有明显体现。
每个典型人物由于生活阅历的不同，对很多事情都会有自己的行为和说法。尽管我并不认同，但我需要如实表述。典型人物不是为了被报道才出生的，也不是为了被报道才去做那些事，他们不需要吹捧，不需要被异化。我要做的，只是还原一个人的本来面目，还原在某一个社会阶段中，一定的个体的思想和行为。他们本来就是那样的人，有那样的行为顺理成章。这才是一个人的一致性。尊重事情本身，才是对被采访者和采访者最大的尊重。
每次重大采访结束，都有很多感想。对于采访过程中接触到的那些人，遇到的那些事，都有一些新的体验。几年的时间损耗，让这些感想慢慢淡漠了。这倒再次提醒我平时做好采访札记的必要，对每次采访都做一个总结，对采访始末的记录和其它零星思绪的整理，都值得好好珍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