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 西
历史总免不了产生一系列典故，可典故终究代替不了历史。一个是菜，一个是调味品，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就像正史和野史一样，中间似乎还存在一个阶级之分，一个是属于上流社会的阳春白雪，一个是隐身坊间的下里巴人。历史本身的多面性与不确定性，使关注历史的人也变得恍惚起来。难怪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尧在《文献中的记忆》一文的开头，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困惑，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对历史的认识，为什么会存在着这么大的差距？
历史发生的时候，都是活生生的，甚至鲜血淋漓。穿越过那段历史的人，不管时光如何流逝，始终都能感受得到那种久远的气氛，或明朗，或阴郁。但是，历史总是朝前走的，隔膜也因此而产生，即便有人再三告诫“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也无法使下一个时代的人对逝去的历史保持恒久的记忆与感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境，老一代知识分子，总是对当下的新青年感到痛心疾首。王尧正是中间的一代人，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处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尴尬境地，老一辈知识分子理解不了他们，他们也同样无法理解更年轻一代知识新贵的“与时俱进”。
所以王尧说：“也许我们这批人（上世纪60年代）是在拨乱反正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思想发育的历程总是和对历史的批判、质疑联系在一起。比我们年轻一代的他们，成长的语境似乎不像我们有那么大的反差。……而我的老师辈如同我辈看年轻一代，也觉得我们这一辈人对历史的理解和他们又有太多的不同。代沟无疑是有的，但代沟的存在能否解释为理解历史差异的理由？也许，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都面临着重建历史记忆的问题。”
历史是一次性的，虽然总会有惊人的相似，记忆也可以逐渐淡化，如何让今天的人记住昨天的事，确实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以后的人记住人类历史走过的每一个脚印，记住每一次荣耀，每一次屈辱，记住所有的成败与得失，这恐怕不是仅仅重建历史记忆就能解决的问题。
纸上的历史，带有太多政治的色彩。政治需要含蓄，历史也因此变得模糊不清。在这种时候，纸上的历史可能只是为了满足一部分人的需要，而并非真实地记录下了事件的真相。坊间流传，是历史的另一种记录方式。但既然是坊间，必然存在不完整性，不够高瞻远瞩，不够高屋建瓴，这样的历史，虽然足以代代相传，但留给后来人的，仍是一个模棱两可的符号。
王尧推崇邓拓、吴晗、廖沫沙以及他们的《三家村札记》，认为“由这些杂文（不仅仅是杂文）而招致的厄运在历史上刻下的印痕却远远甚于杂文本身”。这些文章是好文章吗？这永远都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历史在一代人身上留下的悲剧性会被人们渐渐地淡忘吗？这个问题也无法回答。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有许多历史正在从各种史书中流失。而对于未亲历者来说，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各种史书和文献。底层的声音，一直都是微弱的存在。坊间流传，最后以流言的形式不了了之。而纸上的历史，很可能只是一个家族、一个王朝、一个政党的历史。我们到哪里去寻找一幅人类长河真实的画卷呢？
知识分子传承文明，却无法认同纸上的历史。而对一个时代充满了质疑，并在这种质疑的情绪中将历史记录在纸上的人，也只能是纸上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