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云
去年以来，到基层采访脱贫攻坚工作，听到有识者最深刻的思考之一，就是我们拿什么帮着、带着、拉着、推着贫困人口一起走向小康。而听到最有说服力的举措，就是让农民有机地组织起来，用“三变”改革之力和新的经济形态推动农村二次创业，让广大农民立足乡土走出新路。这个新路就是大幅度地提升农业的比较效益，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开创农村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组织起来是一个大大的门槛。值得我们高兴的是，农村和农民以及农业的组织起来，在安康并不是一句新提的概念和议题，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安康农村劳动力结构、产业结构、新经济的发展，早已让农业产业化这个时代命题落地生根，从那时起到今天安康农村新的经济形态、新的产业集成、新的劳务分工，无一不是起步自那个思想解放、要素开放、农民精神振奋的时代。安康今天农村持续向好的一面，无一不是得益于组织起来的功劳，也无一不是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巨大激励。
从近期国家统计局安康调查队就安康产业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效果的调查情况来看，通过市场化的组织形态的创新，安康农村在富硒产业、生态旅游产业、劳务产业三大领域业已取得鲜明的成效，特别在富硒产业方面，逐步形成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一县一支柱的梯级结构。目前全市市级以上农业产业龙头企业124家、专业合作社1280家、家庭农场583个，政府通过年300家新型产业经营主体与贫困户对接，累计帮扶贫困户21822户、66236人走出贫困和正在告别贫困。在劳务产业、生态旅游产业方面，更是呈现方兴未艾之势，培育、调整、共建、参与、就业、配套、入股经营等方式方法，正在有力地改变广大农村的发展观。全市十县区都在实践中探索出接自己地气的好方法、好经验、好模式，一个农民、集体、企业、政府“四位一体”的安康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促进机制，正在有力地形成中，一些地方早已得体制机制先机，走在全市农业现代发展的潮头、前列。
总体上评价，我市农村的新经济发展，路数已经明晰，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做法，也越来越受到实践的再检验。实践一再证明，我们的路数是有效的，方向感是明确的，所激发的动能是明显的，所带来的新变化是强烈的。但凭心而论，安康农村新经济的发展也还只是初步的，远未达到决胜全局的阶段，发展中的不平衡性是存在的。发展程度不一，效果有好有差，可持续性和短期行为并存，广大农民主动走抱团走和被拉着走、推着走、不愿走、走不快、走不远等等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不少农村基层党组织、村委会，包括一些形式上建立起来的农民合作社，不会抓产业经营新经济、不会闯市场，不会主动与别人协作、合作，“党支部+”的模式在产业发展层面还很隔离，“支部+产业+合作社+公司+基地+农民”这样的新形态，远未在更加适应市场发展、农村社会治理、农村文化伦理建设等关键层面上取得重大实质性发展，这些带来了农村发展一系列动力不足的问题。
笔者在一个村采访农民合作社发展情况，发现这个两年前为适应脱贫攻坚建立起来的种养专业合作社，如今举步维艰，村干部们谈及合作社巩固发展和进一步发展，大多信心不足，方向不明。究其里，这个合作社建立之初，在帮扶单位的支持下，基本靠几个村干部出面出力，流转了几百亩土地发展茶园，合作社产权不明，农民与合作社的关系仅仅是土地流转和雇工关系，并没有建立起合作社与农民有产权利益相联的纽带，农民并不关心合作怎么走下去。这个合作社，基本是一个行政推动的产物，它诞生于乡土但实际上与农民距离很远。当然，这个合作社目前有了一定的产业基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体制机制问题，就是怎样让农民真正进来“合作”，把合作社真正办成农民自己的家、自己的组织、自己的企业，让每个农民在其中都有一份利益，大家都关心它、爱护它。
以笔者有限的见识，类似的合作社，即形式上建立起来但在发展运作上动力远未激发、发展缺乏后劲、当家产业不明确、市场态势不明显的，在全市农村并不少，不少农民合作组织是在当时行政推动下的“跟风”产物，在后续发展中没有解决好体制机制的大问题。
新时期农村的发展，必须走出一条“再组织、再合作”的路子。对于这样的认识，现在在一些地方的干部思想意识中，似乎还不完全明确，甚至有所怀疑；对于工商资本下乡，疑惑也较多；对于农村资源变农民资产，资产变为资本的认识，还有叶公好龙之惑；村上干部思想解放的程度还不够，用传统农业的生产组织方式看待农业资源变资产变资本、农民变股民这个新生事物，有时还跟不上市场思维的节奏。或许从组织形式是认同的，但在组织内部机制的锻造上，还想不开，想得窄，想得浅，大利益与小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农民与企业利益、集体资产整合与农民股民化等等关系，都有提升的急迫。
算大账，中国农村、农业、农民自1978年后，已经走过了近四十年的时代变迁之路。过去的四个“十年”，每一个十年都是“三农”巨变的十年。1978年至1988年，是中国农民的黄金十年，农村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极大释放，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乡镇企业崛起，农村劳动力开始分流；1988年至1998年，是中国农业粮经调整期，农村多种经营迅速发展，农村劳务外出力度加大，农村“993861”人员出现；1998年至2008年，传统农业加速凋落，乡镇企业式微，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经济方方面面，农民工返乡成为常态，农村新经济如何发展成为大课题；2008年至今，农村二次创业成为主流意识，一方面农民人口留在城镇增量上升，一方面返乡劳动力寻求新就业。这一时期，农村经济政策全面调整加强，城乡一体化发展、新农村建设、迁移扶贫、脱贫攻坚等力度加大，这一系列重大变革引导农村生产关系变革，随着工商资本大规模下乡和农民工返乡二次创业，农业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期起步，农村巨大的生产经营活力正在再一次被调动出来。
四十年的中国农村变革的历史进程和轨迹，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农业的发展必须走出一条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子，固守传统农业，或完全脱离农村生产经营和文化伦理实际，都不能解决好农村发展的根本问题。从1949年以后的农民分田到户，到之后的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以至人民公社，再到1978年以后的农村土地承包到户，走出了一条分、合、分的轨迹，今天当我们面对农村的再创业再发展，无疑在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上都有一个绕不过去的体制机制大坎，这就是农村、农业、农民的“再组织”问题。看待问题的焦点是，前一个分、合，是那个时代经济基础条件下的必然产物，而今天的“合”，不再是行政命令下计划手段的产物，它是顺应市场化、农业现代化发展自有规范和规律的必然选择，是经济效益、市场效益、社会效益“三效合一”的大趋势，认识到今天之“合”的重大意义，就决定了我们的思路必须更多地围绕这个“合”来看问题、想问题、谋良策。换一句话说，今天我们在组织农村工作和发展时，如果不从“合”出发，落脚于“合”，成事于“合”，显然就不算顺应了农业的市场化发展、现代化发展。
尤其是，当下全市上下对于脱贫攻坚工作抓而又紧，解决好贫困人口及所有农村人口的可持续生产经营、长治久安问题，显得更加紧迫。这个问题事关当下，更事关长远，既是坎，更是坡。如何借脱贫攻坚这股东风，借助国家脱贫攻坚和其他方面农村新政策实施之机，推动全市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跃上新台阶，意义十分迫切而重大。
2018至2028年，无疑在当下的农村发展惯性下，必然是又一个黄金期。为了这个黄金期，“三农”经历了近四十年的磨难和自调自适。可以预见的是，在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的基础上，中国的农村经济必然创造出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新形态，从1978年到2028年前后五十年的中国农村巨变，也必然会“换了人间”，城乡一体化、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农民职业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园林化城市化乡愁化，这样的图景，都不只是规划中的蓝图。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深改组第三十八次会议，对农村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新的图景和政策保障，一个是国家生态主体功能区建设中的战略和制度完善，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在市县层面精准落地，这无疑将有力地促进我们的“三农”发展；一个是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的长效机制，这也无疑会对农村新经济组织的支持力度加大。包括会议审定的国土空间规划的“多规合一”问题，都与农村发展息息相关。
令人高兴的是，前不久市政府召开的今年第九次政府常务会议，也审定通过了《安康市涉农资金整合项目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支持大农业发展的方向。时不我待！我们当全面拥抱安康农村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不断从改革创新出发，激发安康农业发展的新动能，努力创造出安康新农村发展的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