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是最大民生。从古人就讲起：安居乐业。意思比我们今天倒是更进了一层，乐业：一是有就业愿望，二是讲究职业精神，三是收入好，这样即所谓“乐业”。
自有市场化，我们的各级政府就认识到就业的重要性。几十年里，想了很多办法，创造就业环境，拉动就业增长，规定就业指标和考核，不可谓不用力。比如国企和集体企业改制的年月，即讲下岗，也谋划上岗再就业；比如新时期农村变革，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产生了劳务输出，作为政府部门的考核任务，解决了农村变革后的大问题，带来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历史性剧变。
安康市社保部门今年加大力度，抓社会创业，提出创业是最好的就业的思路，比如高度关注大学生创业，从宣传、政策、领导包抓等方面下了很多实功夫，微观效果和社会影响是明显的。很多县，每年也把就业作为重点工作安排，这些都是战略眼光和责任心的表现。
城市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结构和层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推动战略改革创新，企业转型升级和社会服务功能提升，都已经影响到就业操作需要有新的视野。从温饱型、生存型就业，到就业实现个人发展，都是现实的新要求。从能就业，到乐于业，进而实现社会根本意义上的和谐发展，是老古人的理想，也是我们今天绕不过去的课题。没有充分合理的就业，任何和谐的提法都是虚枉。
乍一看，就业取决于市场。市场需要决定就业水平。这百分之百的正确。实践中，政府推动社会就业，也是大有可为的。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就业水平决定一个执政党能不能混下去，所以很多政府调控性政策出台，经常以刺激就业为目的。各项政策推动资本转型，资本推动产业转型或升级，新产业派生新岗位，新岗位调整新就业，就业跟上产业。被动就业往往解一时之困，主动就业促进就业结构优化，产生长效。所以，政府在推进就业水平提升上，当然具有天然的责任和优势。
我市一些地方的生态旅游开发区，把失地农民与就地就业、依托创业结合起来，政府出面给开发商提出要求，形成三方责任：政府、开发商、村级组织，各有责任、义务，写入合同，围绕这些要求，政府跟进相应的政策支持，解决农民失地不失业，从产品收入向工资收入转变，从财产收益向经营收益转变，一些有头脑的农民依托开发项目发展配套服务，更是从就业向创业转变，有机地改善了当地的就业格局。
我市农业园区、工业集中区，以及新型城镇建设，都为改善安康的就业格局提供了可能。问题是现在的状态，是松散的，没有很好形成“产业园区+充分就业”或“企业+就业”的理性格局，换句话说，我们注重抓了项目建设，依托项目改善就业还没有很好进入规划视野，制度保障不够。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现在也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流变期，造成新的转移，一二三线、东西部、技术型劳动力型，城市与乡村，都在重新布局，这是客观的。农村人口中，三分之一留守乡村，三分之一移居城市，三分之一在城市与乡村反复流动，后两个“三分之一”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就安康而言，一批技工型劳务、甚至巨量的劳力型劳务还乡就业，也是变化的必然，我们显然不能无视由此产生的同样巨量的压力。
很多政府工作如果把引发当地就业纳入当下和中长期的项目建设有机安排，形成制度化，政府工作的视野会大不一样。通俗讲，农业部门热衷于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同时也关注园区的新型就业秩序营造，这样的考虑就更具备社会理性意义；林业部门、工业部门、城建部门、商务部门、民政部门等等，也都同一理，抓项目建设，并考虑就业力建设，集中政策推动项目与就业结合，形成机制，把就业的宏观问题具体到部门的微观操作上，前景必将为之提振。
创业就业、公益就业、职务就业、劳务就业，甚或公务员、事业单位就业等六个方面的就业，都是就业的领域，我们为了推进一个地方社会建设的优化，前四者可能是最有操作空间的，从而是最有社会意义的。研究并细化社会就业于方方面面，把政府责任的一手硬起来，把社会责任感普遍调动起来，我们以为是能够大有作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