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妈大叔广场舞，从当初人们看似新鲜有趣的一件社会文化事，现演变为一个众人关注的社会问题，其间风云突变，富含社会价值判断意义。大妈大叔们要跳舞，这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老有所乐，天经地义。广场舞的噪声扰民，也是不争的公害，喜欢清静的人群怒目相向，也是情由境生。
好事情牵出一对大矛盾，这也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独有风景。
一个要在声音的刺激中寻求存在感、运动感；一个要在安静的时态中获得身心的休憩。大家都有充分的理由保护自己的那份自由。
两个“自由”，对国人来讲，都是难能可贵的。国家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个人自由被国家制度、文化环境所尊重，这是天大的好事。
两个“自由”，看似一对矛盾，不可调和，这对矛盾有时激化，发展成社会公众事件；有时看似平静，其实两方面人群内心的对峙在较劲，这隐藏着社会信任危机。
这对矛盾，不能简单地用谁对谁错论断，更不能用简单的方式方法处置之，放任不管，粗暴取缔，都不是正确的方法。从近年各地已然发生的“广场舞冲突”来看，小事件造成大群体的对立，也已然不是寻常事，更不是个案和小概率事件。事件或冲突，最终消弥我们社会的和谐追求，与中国传统文化优良品质相悖，不利于我们这个社会的健康文明发展。
解决矛盾的一个症结点是：政府“劝和”与“融解矛盾”角色缺位。事实上，目前的“广场舞冲突”已然超越“人群自律”范围，甚至产生群体心理“暗斗”，这一对矛盾必须有第三方介入，以中正之法求得共处。
一些地方的政府组织在探索，如限制广场舞音乐分贝，限定特殊时段，合理公共空间分享，一些城市还给广场舞参与者配发耳麦，用无声之舞代替震耳欲聋。效果怎样权且不论，这种政府主动作为化解公共矛盾是值得称道的。
舞要跳，声音要小。喜欢在巨大的音乐刺激下放牧身心当有“自由”；由于静音处理，喜欢安静者也有了自己那份不能忽略的“自由”。矛盾化解，相安无事，人人得以释放自己心情，社会相互尊重，展示和谐之姿。
政府主动出面作两个方面人群的工作，是必要的，也是分内之职。采取一些技术措施，求得矛盾最大限度的化解，也是物有所值的，因为这也是公共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广场集体舞，是中国式的文化方式之一，无须诟病，也无须大张旗鼓。它既是中国城乡传统文化生活的一种，也是寻常的文化娱乐形式。对这种集体形式的观察，一方面要尊重，一方面也当深思。形式的单一，可能也正是我们城乡多种文化生活方式建设的缺陷。让人们有更多的文化娱乐选择，不是一个小事，可能更多地体现我们社会文明进步的大课题。
同样，一些城市也在进行多样文化消费的探索与建设。如内容丰富的市民文化学校，建立多样性的文化平台，让大家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个方法。而不至于只能扎堆于“广场集体舞”。
当然，这也需要政府主动为之，统筹建设。
广场舞，和为贵。这个“贵”需要我们政府、社会组织、全体市民共同建设完成。让“和为贵”成为城市的品质，我们有充公的理由去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