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安康城和个别县境先后发生几起农民工讨要工钱事件，规模较大，占路封桥、围堵机关，相信无关市民也感到了诸多不便。
企业拖欠农民兄弟一年上头的血汗钱、辛苦钱，在过去和当下的中国，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各级政府历来也十分重视农民工工资的按时兑现、发放，这类事件在减少、在规范。年前安康的讨薪事件，也在政府的努力下得到平息，在外辛劳一年的农民兄弟，也回家过年了。
不管怎么说，被拖欠工钱，这个年过得不会那么顺气，甚至几杯农家腊酒，也不能消解心中的愤懑。但不管怎么说，年还是过了，相信在传统的文化氛围中，有气的气多少会消一些，毕竟日子是向前的，年过完了，新的一年还要再好好过，农民兄弟还要再次踏下离乡的遥路，为下一轮的幸福打拼。
但年是过了，矛盾也暂时消解了，事情远没有就此止住。问题的根子可能还在，如果不从春天谋划起，到了年底，同样的事件再次登场，这实在是我们全体社会，包括政府在内，都是不愿意看到的。
农民进城打工，融入社会，或只是城市的过客，都是我们社会管理的重大因素。说过头一些，更是我们维护稳定的重大因素。道理很明白，做起来细枝末节很多。就说农民工工资问题，恐怕是农民进城群体最大的稳定因素了，因此中央和地方，也早有一系列措施加以规范、强化。拖欠农民工工资，从法律上讲，也是大事情，法律的保障性也是显见的。问题往往出在落实，落实一打折扣，横生节枝的事就层出不穷。
市场经济发育程度高的发达地方，也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但多数地方也找到了破解难题的办法，真正拖欠企业是少数，恶意欠薪更是不多见。政府主导设置了三条底线，一是农民薪酬保证基金，由用工企业进场前预交，政府劳动保障部门专户监管，用于保障年终农民工工资能有序兑现；二是政府根据本地农民工就业和工程建设情况，建立垫付基金，遇有拖欠纠纷时先向农民工代付，事后政府与用工企业结清，有时视情还会向企业加罚；三是法律措施，对拖欠企业，特别是恶意拖欠企业的法人代表，打预警提前量，进行司法干预，必要时实行财产保全，以确保农民工工资不落空，或陷入长久争端。
这里面有一个地方政府的发展观念问题，即发展是以维护人的权益为重心的，正确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在正常发展和法律的框架下，政府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最优化的环境，也即政府与企业是朋友和亲人关系，在企业违法违规且形成多数人利益损害时，政府要敢于做“恶人头”，用法律的手段调节企业的不规范行为，敢于做企业的“敌人、对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企业也不能例外，长此以往，良好的市场环境得以建立，人人得以自觉遵循，政府尽到了本职。一些发达地区，还大力实行劣质企业退场和门禁政策，让那些实力不足或行为恶意拖欠劳动者报酬造成社会矛盾，或无视法律破坏资源环境的企业，清理出本地市场。我们安康前几年也清理了类似的企业，社会反响是相当良好，也对无视市场规范的企业是谓警示。
劣币驱逐良币，关键在杜绝或减少劣币。政府的大无畏，才可能使劣币少些，再少些。拖欠农民工工资也一样，政府建立预警机制，并切实把握主动权，在处置类似矛盾冲突时，才更加有力及时，也才能更多地赢得权益所有者的理解支持，社会稳定才能得以保证。在“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下，维护社会稳定怎么讲都不过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同志的多次讲话指出，维稳关键在于维权，这才是治病的良药，是开门的金钥匙，是抓住了社会管理的根本，而不是草长莺飞、杂花生树的场面效应。即将出台的全国公安体制改革，再次将这个道理阐明得十分充分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