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公众舆论场以太多的悲伤关注一起留守儿童四兄妹服农药自杀事件。这样一起事涉未成年儿童的极端事件，人们以什么样的知性、理性、甚至愤懑、甚至不解、甚至强烈谴责，来表达事件情绪，都是可以理解的。这应当是2015年中国应当痛心铭记和深刻反思的典型社会危机事件之一，预期唤起对留守儿童这样的极端弱势群体的全面关注与关爱。事件发生后，无疑引起了上至中央下到地方的震惊与快速反应，善后在有效进行，对于第一拨责任人的处理也迅速落地。事涉的贵州省毕节市委和七星关区委，对该区副区长、教育局长、事涉村包村干部，以及事涉乡党委书记、乡长，分管教育的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乡教管中心主任、事涉小学校长、事涉村党支部书记、驻村工作组长，四名儿童结队帮扶教师，都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而对该事件的调查还在进行之中，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应当说，当地各级党政组织的善后是积极有效的，这样的反应是必须的。观察网络世界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在汹涌的舆论潮中，在无限悲伤的基调上，理性的反思是主要的，既有对城乡一体发展过程中空巢现象的深深忧虑，也有对基础工作不细致或者责任不到位的痛切批评。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是充分的，从报道中也可看出基层工作的薄弱点和基层干部的工作之难，所以网上的思考是充分的。笔者注意到，舆情中也有对被问责干部的同情，认为基层干部工作也算做了，但一出事总是第一个被问责，有网友甚至觉得他们有点“冤”，甚至有此“替罪”的意味在，网上这样的情绪不在少数。
平心而论，这起事件中被问责的毕节干部冤吗？绝对不冤。从已有报道看，对于四兄妹这样的留守儿童境况，上至七星关区委区政府，下至村里、学校、驻村干部，都应当都是知情的，有关方面也曾落实了四兄妹的看护责任，甚至学校还安排了结队帮扶老师，遗憾的是，这一切更多地只是停留在形式上、口头上，很可能也只是停留在区上、乡上的文件纸上，细致入微的、点对点的关怀的确太少了，长时间各个环节的疏忽最终积累成一桩突出事件。在这一起事件中，很多干部、老师都是事实的关联人，可大家都没有尽到责任，因此第一拨被处理的干部如此众多，如此严重，就是势在必然了。面对生命逝去本应如花的四兄妹，我们的干部、校长、老师，除了深深的自责，还有什么可“冤”的呢！
对于四兄妹父母、亲戚关爱责任的失位，我们除了应当谴责他们麻木、冷酷甚至自私以外，当地组织必要的第三方监管介入也是失位的，在亲情责任环节，我们没有必要的发声，或发声太少，这也是显见的薄弱环节。父母对未成年人具有法定监护责任，这一责任不仅限于物质的扶养，还有成长期中必须的关爱，如果父母做不到这一点，相关组织有责任依法规范到位，甚至“公诉”他们履行自身责任。
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这是社会大转型、人口资源大流动、大分化进程中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它不以我们善良的意志或简单化的思维所决定。所有不适应的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而我们不大可能因为问题众多，便回到纯粹的农耕往日秩序中去。甚至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不能太多地对乡村亲情进行道德审判。因此，面对这样的悲凉景象，我们一方面必须进行社会建设性的反思，认识到每一次社会变革所伴生的负能量，一方面也要面对实际，尽可能减少转型的震荡对社会伦理固有的冲击和破坏。我们要寻找必要的缓冲垫，让问题软落地，让矛盾软化，让转型的代价小一些，让传统伦理肌体少受一些损伤。而这些理性的考量无一例外都必须落实到一个地区、一个乡镇、一个村庄、一个学校、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具体的老人、孩子、妇女，包括家庭责任的应有承担者。此次毕节事件，不是中国当下的唯一，尽管事件以我们难以想象的极端形式出现，但它所反映出的普遍性的危机不可轻视，正如一些专家反复警示的，也是此次事件后不少网友所指出的；留守儿童是典型的社会问题，解决不好将贻害社会，并影响中国社会建设的未来。对一个国家如此，对一个地方同样如此。毕节事件，暴露出太多的“基层不适”，而这种“不适”具有普遍性，这是事件令人反省的根本之处。
从上述认识出发，我们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尽管空巢现象危机重重，但从各地有益的探索和积极的实践来看，我们完全有智力、有精力、有财富、有机制做好“空巢”的修补和匡扶，只要我们认识到它的极端重要，把化解乡村留守负影响作为推进乡村建设的重举措，只要我们真正落实责任，使责任到点到面，我们一定能让欠缺的爱多起来，让流失的关怀多起来，让我们处在变革中的社会和谐起来。
在关注毕节事件的时候，我们很感慨我们安康这些年来对弥接社会文明空缺所做的一系列努力。这里面没有丝毫庆幸的成分，只是充分肯定过去所做的社会关爱建设的实际意义。这些努力当然有力地保障了城乡一体发展中正向能量的发挥，尽可能把一切社会变革的不适降到最低。我们在安康广大城乡所创新的众多的弱势关爱机制，如今早已成为经验和制度，从关爱留守儿童，到关爱空巢老人、留守妇女，从乡村弱势群体到城市需要底线保障的人群，我们各级政府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而正是这些有益的工作，唤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和积极参与。简单的现象是，十年来特别是近五六年来，安康的各类社会公益组织发展迅速，特别是很多少年儿童关爱组织，如关工委、援少会，更是成效显著，志愿者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关爱面不断扩大，成为政府组织之外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
当然，这样说，不是我们已然做得很好了。之所以在关注毕节事件的同时，反观我们自己的工作，其实正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再提示，我们的关爱政策完全到位了吗？我们的关爱措施完全落实了吗？每一个关爱对象都在我们的视线之中了吗？还有没有死角死面？还有没有党和政府、社会关爱的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在各级组织的责任册里，每个责任的担承者都在尽着一份责任吗？我们的政府、社会组织、村两委、学校、机关单位，以及有爱心的企业，正在共同积极有效地织就一张关爱的大网吗？我们关爱的精准度真的很高吗？除了政府与社会组织以外，血缘亲情关爱有缺位吗？如果有疑问，我们当怎么办？
对于此次事件，李克强总理严肃指示，要求各地切实落实责任，把工作做实、做细，强调临时救助制度不能流于形式，对不作为、假落实的要严厉整改问责，悲剧不能一再发生。回到开头的话题，从我们共产党人、各级干部的神圣责任讲，毕节被问责的那些干部真的不“冤”，因为我们该做好工作的没有做好，该尽到的责任没有尽到，严肃的处理虽然是亡羊补牢，但意在事故不再，毕节的问责也是在问全国各地的干部，我们到底做得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