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信朋
在举国防治新冠肺炎疫情这段时间，部分国家调整了进口政策，个别国家还调整了关税，可能是这些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不大，加之人们每天的焦点都是疫情，所以我身边关注的人并不多。
安康某玩具企业的总部负责人戴添花，却是我身边为数不多的在疫情之外时刻关注经济动态的企业家之一。因为自身企业大部分订单是外贸产品，国外的政策变化也牵动着她的神经。
“他们不接受或增加限制，他们自己也会受到损失，目前国外还离不开中国制造。”戴添花保持着谨慎乐观的态度。
“但中国制造也离不开这个大市场，这是把双刃剑。”我始终这样认为。
据戴添花介绍，她去年就准备去土耳其开工厂，目前看来自己的决策还是明智的。土耳其离欧洲和中东都比较近，辐射范围大。由于里拉贬值，土耳其的人工成本和我国差不多，到土耳其和到我国西部是一样的，那边也存在供应链短缺。但好在离客户近，而且土耳其政府也很重视基础制造业。
“中国制造越来越难了，不说在南方，就是在我国中西部偏远地区做起来也非常吃力，像河南、河北、陕西、新疆一带，都实地调研过，做起来都差不多。”戴添花打算去土耳其开厂除了离客户近之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制造的成本被推高了，很难找到一片“洼地”。
对于可以向全世界流通的商品来说，有个隐性的“世界均衡价格”范围，你太贵，国外会减少进口或者改变进口地，若再贵，国内消费者都会选择消费进口商品，世界经济大环境如此，商品很难通胀（涨价）起来。
我理解她的想法和处境。不仅基于上述经济原理也源于感同身受，很多欠发达地区的综合成本并不比苏北低，不少地区这些年在经济社会上大范围落后发达地区，但金融地产却一直跟得很紧。我们给广达、大华等世界第一、第二的企业做配件，在一个镇上做都觉得“挺累”的。
“挺累”的意思通俗点讲，辛苦干却赚不到钱。在综合成本较低、当地政府还给予支持的情况下处境尚且如此，而且员工的效率低于工业城市的平均水平，对当下工资的期望也不满足，很难找到足够的合适工人。
“我相信，国家会力保中国制造和全产业链优势的，我国人口众多、基础资源紧缺，每年进口数额庞大的原油、铁矿、大豆等，除了中国制造用什么去换？还有其他好的办法嘛？逼退制造业的后果难以承受，而国家也在拆解影子银行、打击金融乱象，显然是在往这方面发力。”我说这些话不仅是给戴添花打气，也是实情。
我曾经在世界第一大光盘厂干过，又为排名世界第一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商广达、世界第一的显示器制造商冠捷配合服务近10年，和一些终生都在学校或者办公室的理论性专家不同，我十分清楚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企业经营是什么样的。
我国每年产出手机18亿部，计算机3.1亿台，产量占全球的90%以上，不仅是规模上的扩张，产业链的中间环节也大都在我国。这个引以为傲的成绩也恰恰是竞争对手们觊觎的地方，外有大国天天喊着“制造业回流”，内有“金融地产”赚快钱思维路径的挤压，还有无法突破的“世界均衡价格”天花板，制造业所面临困境的本质是没有利润。
和戴添花一样面临选择犹豫的制造业并不少。但我十分坚定地认为，在金融地产泡沫和制造业困境的两难中必有轻重取舍，资源禀赋和14亿庞大人口的消耗也决定了制造业的重要性。党和国家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几年过去了，只是部分不识好歹的人把这句话拿来调侃，在天量M2的现实下，还每天喊着“大放水”。
近些年，土耳其里拉贬值幅度较大，表面上看，去开工厂降低了成本，可实际上，一个国家不能维护自己货币价值和货币信用的基本稳定，并不利于经济发展。宏观来看，货币处于严重贬值的国家，其经济大概率处于衰退中，货币信用就是国家信用和政权信用，其背后有该国强大的综合生产力作为背书。去土耳其开工厂对于企业是不是更好的选择，还需要结合企业实际深入研究。
不论是做玩具，还是做电子配件，基础制造业面临的问题大同小异。一直以来，我始终认为用“低端”、“高端”这种粗暴的产业划分方式是有待商榷的。所谓的低端产业，也有可能用到最新的技术，养活百万劳动力、并让大家富裕且更持续。更好的分类应该考虑关键产业、非关键产业，战略性产业、非战略性产业，高研发强度产业、中低研发强度产业等。很多地方在文件和招商中提出“先进制造”的概念，一位江苏企业家在网上无可奈何地说：“能不能让我看一下，先进制造业的五金件是用什么设备冲压出来的？”
九层之台，始于垒土。疫情防治过程中，口罩变成了紧俏的战略物资，富士康、比亚迪电子事业部等代工厂，一些服装企业最快改变生产线生产口罩，几层无纺布裁切成型、杀菌消毒，应该算不上科技高端和新型，但重要程度却不言而喻。而富士康一度是“血汗工厂”的代表，甚至还被个别落后城市的人们看不起。
庞大的基础制造业体系和产业网，不可能都站上九层之台，却都是那垒土。不惧危言，只信实干，愿专家们在经济和产业领域，尽量多创新技术应用，少创造一些名词；愿企业家们坚定信心，经济有起伏，就如一年有四季，过了冬天， 春天就在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