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曦
生还是不生？生一个、两个还是三个？这几乎是人生的终极问题。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在生育问题上我是否就是“正方”呢？暗暗思忖其实自己也非常犹疑。唯一确定的是，相较于一些同龄人，我是比较享受育儿过程的，和孩子在一起我非常放松和惬意，孩子也是我的治愈剂。育儿就像做心灵按摩，每晚带完孩子，感觉“旧我”已经消散，明天又是一个“新我”面对新的一天。
从一孩到二孩，我经历了完全不同的体验，同时也重新校正了自己的生命观。在养育一孩时，我非常主动地“干预”孩子的成长，生怕哪一点做得不对会影响孩子，或者让她错过什么。这种全神贯注的心态呈现出一种紧绷状态。二孩出生后，我观察到每一个孩子都是不同的，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兴趣和相处方式，一直沿着自己的轨迹在成长，父母能做的极其有限。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克制自己，心态逐渐松弛，大多数时间我是个旁观者，只有当孩子发出信号的时候我才会有所作为。有了两方面的体验，我认为独生子女的父母过多的关注孩子，很容易产生一种幻觉——孩子是因为自己的全身心的呵护才成长起来的，这种过度自信会强化父母的掌控欲，过度的掌控最终会导致孩子的反弹。我也终于明白，所谓的“独生子女病”的根源依然在父母身上，而多孩化无疑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剂良药。
当然，我也并非劝大家都生育二孩、三孩。养育必须投入大量金钱和时间，这也是养孩子的主要烦恼所在。首先是经济压力。像我这样的工薪阶层，在安康这座小城抚育一个孩子尚可承受。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我们第一次面对一个小生命，心里异常惊喜，同时也缺乏知识储备，孩子的吃穿用基本奔着贵的去。二孩出生后，我们有了经验和知识，同时也因为经济压力的增大，在育儿支出上理性得多了。据我观察，普通人家无论是生一个还是生两个，父母大概都要经历“消费降级”，生得越多当然降级得越厉害，父母不得不克制自己的消费以抚育孩子。
其次是时间问题。育儿就是牵着蜗牛去散步，最重要最关键的方法就是陪伴，这就要占用父母大部分业余时间。我本是一个喜欢独处，热爱阅读的人，但有了孩子之后，我不得不放下自己的爱好，只在深夜花一点时间读书。对我来说，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所得比所失要多得多。但对很多人来说，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孩子身上比“消费降级”更难忍受。他们或者有很强的事业心，或者有难以割舍爱好，或者需要社交，陷入育儿的琐碎之中会让人渐渐丧失自我。
《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创下了1978年以来的新低。为什么年轻人都不想生孩子了？在大家的印象中，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上面提到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问题。但上海和成都的两份调查报告却令人颇感意外，两座城市的调查都显示，男性参与育儿过少和传统对女性的刻板要求是影响生育积极性的重要原因，它的权重甚至超过了经济因素。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生育问题非常复杂，它包含着经济、社会、性别等方方面面的议题。在讨论生育问题时，性别问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育儿公众号、论坛上，“丧偶式育儿”都是一个重要话题。这说明男性在育儿方面的缺位普遍存在，这其实是男女不平等现象在家庭中的反映。生活中常听人调侃：“凡是亲自带娃的人都不愿意再生，想再生的人往往不怎么带娃。”为什么常常丈夫想生二孩三孩，妻子却不愿意？因为在生育中女性付出和牺牲得太多，生养孩子已经非常辛苦，还有可能在此过程中失去工作竞争力。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好爸爸才是提高生育率的关键。
现在不少地方都推出了鼓励生育的政策，比如加快发展托育服务，健全学前教育体系，义务教育“双减”，保障房的配套等等，主要目的是纾解生育经济压力，相信会逐步产生正向效果。但对个别政策的作用仍有待观察，比如片面延长女性生育假，会不会因为生育假过长加剧对女性的就业歧视，反而产生生育方面的反作用，这有待实践检验。我一直认为丈夫和妻子都应该有生育假，而且时间应基本相同，恐怕这一时难以实现。在解决经济、教育、住房等显性问题的同时，我热切希望全社会能更加重视“性别”这个隐性问题，进一步推动和深化男女平等。我也相信中国将会成为生育友好型社会，这个社会定会兼顾个人生育自由和国家长远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