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在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年画作品中，无论是题材、思想性、艺术性方面真正是百花齐放，成为一种深受欢迎的民间审美艺术。然而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年画却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单一的创作内容使年画的风格彻底改变了，被反复印刷出版的都是伟人肖像、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批林批孔、八个样板戏等有限的题材，尽管当年发行量达到了极限，但基本都被张贴消化掉了，目前存世的也是微乎其微。
记者对年画的记忆，则始于儿时。记得五、六岁时，因父母工作鸿雁两地，顾不上我，幼时我就穿梭于安康、西安、汉阴等地，但和外婆在汉阴生活时间最多。外婆成分很高（唯成份论，外婆被划为“地主婆”），除经常被街道批斗外，唯一带给她安慰的就是我了。因她一辈子无儿，所以对外孙是百依百顺，要啥给啥。但有一样东西我碰不得，就是她有一个雕着精美花纹的木匣子。有一天，我趁外婆到月河担水，就从床下翻出了匣子，拉开匣盖一看，里边除了几顶镶着绿色红色石头和银饰边的老风帽外，还折着几张很厚的纸，打开纸张，只见几个穿着古人衣服的画面映入我眼帘。就在我好奇地看画时，外婆进屋我却没发现。看见我在翻她的匣子，从来慈爱温良的外婆脸色勃然大变，拿起扫帚就打起了勾板子（打屁股）。后来，外婆叫来住在一座山上破庙里的外爷（被划工商业兼地主、扫地出门），只听外爷对外婆说：“都啥时候了，你还敢留这些年画，万一 ‘安娃子’（安康生的娃子。昵称）拿出去了，我们咋得安生！”那是我第一次见过的年画，虽然外爷很快烧掉了，但在文革当时“一片灰”、“一片红”的年代里，年画里水灵灵的色彩给我留下了永远都抹不去的记忆！
